他鑒於考據的流弊往往導向瑣碎，指責考據末流無用於世，“自考據之風熾，藥空疏以瑣碎，其末流蓋未有以相勝也。從人而能識其弊而不與為波靡者，可不謂豪傑之士歟？”周濟：《周止庵遺稿》，《丁儉卿重訂鄭曹陶陸年譜序》。
他注意到大臣畏葸自保，不思進取，朝政廢弛的情況，所寫《六代論》，借秦漢隋唐宋明史事，呼籲朝廷變法：
苟有法外之事，人主問諸大臣，大臣問諸所司，所司問諸吏，吏恃法以容其奸，誠不樂複行法外之事以破其盤踞之局，則曰：故事無有。當時之臣亦喜奉法之可以藏拙而憚行意之終於任咎也，則曰：祖宗之法不可變。雖已聰明睿智之主，虛己以求嘉謨，碩畫幸而得之，而卒不免見阻於骫法之吏。周濟：《周止庵遺稿》，《六代論》。
在他看來，即使朝廷有英明之君，希望破除固弊陳勢，舉行變革，然那些既得利益者，如大臣、中級官員、小吏等都不願破壞原有的秩序，結果就是即使變革者有所行動，最終也被那些官吏所破壞。周濟就從曆史上找出變法失敗的症結所在，把之歸結於臣子們的阻撓。我們暫且不討論周濟結論的正確與否，但起碼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已經意識到變法的必要性，雖然並沒有具體的變革主張。
周濟晚年致力兩晉曆史，寫成《晉略》60卷。自序謂：“將以喻誌適用，匪侈博聞。什七折衷於涑水，庶幾無悖資治之意。”周濟：《晉略》序目，道光十八年刻本。
他希望所寫的史書能像司馬光《資治通鑒》那樣，能夠被人借鑒而有用於世。周濟大概花了二十五年時間來編著《晉略》，書完成後不久他就去世了。包世臣曾述《晉略》編撰經過：
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為晉書，事跡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曆廿餘載，至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既得餘複，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
如包世臣所論，周濟編著《晉略》的用意，就是昭勸戒，垂世法。他實以談古指今，說：
昔司馬子長懲戰國秦楚之後，利權盛而各教衰，思推三代禮讓之本以積重之勢，顧其時君所好尚，士大夫所趨慕，皆與禮讓之旨相反。謷然而言之，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是用網羅舊聞托之述古，故稱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周濟：《周止庵遺稿》，《與吳石華書》。
周濟本著經世之念治史，借古喻今，已非純粹的曆史編撰者。他的以史經世的用心，也多被執友所認識，丁晏提到《晉略》說：
君之為《晉略》也，一生精力畢萃於斯，體例精深，因而實創，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餘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嚐不唏噓流涕。君少有命世之誌，既不得意，乃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為周君之書雲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