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雖經過常州士人的揄揚有所發展，但在士大夫眼中，仍是“詩餘”，而文苑之正道，所謂文以載道和詩教，當推古文和詩。常州的文學成就不僅僅表現在詞學方麵，在古文方麵也有很大的影響，可與著名的桐城文派對抗，被稱為陽湖文派。
陽湖派的開宗之人，當推惲敬和張惠言，此為基本看法，隨便一本文學史或文批史，都以此為定論。
文學史上大體以惲敬為陽湖派的代表。
惲敬和張惠言一樣，也出生於寒士家庭。張惠言敘其父惲輪：“自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裏，教其三子，為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誌而已。”張惠言：《茗柯文》二編卷下《封文林郞惲君墓誌銘》。
惲敬少時就讀於其舅鄭環，鄭環“少時喜兵家言，後出入於縱橫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白黑之說，推陰陽進退人事盈歉，其緒餘為步引芝菌，神鬼誕欺怪迂之術皆好之……所至四十後，為陸象山、王陽明二家之言，已，又以為未盡，反之張子、邵子之說。常言‘為己一介不可苟，為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於時’”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四《舅氏淸如先生墓誌銘》。
師承關係對於個人今後的發展因人而異，很難確定有其師必有其徒。然從惲敬一生看，鄭環的興趣愛好對惲敬是有一定的影響的。“為己一介不可苟，為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於時”可謂惲敬的寫照。
和張惠言相比，惲敬講求時變，遵守大本之源，但不僵持，兩人的入學門徑多有不同。張惠言恪守儒家經典，經學上大多隻注意漢學，很少涉獵宋學，據惲敬說，張惠言晚年曾對理學感興趣，惲敬修書與湯金釗書說：“皋文為人，其始為詞章，誌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為而止，已遷而為昌黎、廬陵，已遷而為前後鄭，已遷而為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為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不過也側麵說明漢學之興盛，儒生欲登孔孟堂室，直接從漢儒入手，已少假手程朱。也可見科舉取士雖奉程朱為圭臬，但是諸生大多應付考試，對於程朱理論多不深研。同一封信裏惲敬向湯氏請教理學，就提出一連串問題。“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三《與湯編修書》）。考湯金釗，與張惠言同年進士，以理學名。但據時人昭梿說：“公少居鄉時，行頗俶詭，裏人多畏之。及成名後，始以理學名自命，以延時譽，亦善於盜名之士矣。為人守正不阿，依金釗於京邸。會試不第，金釗留之課子，未幾謂之曰：我兒本習舉業，自君入我門，頗看理學書。少年人當專意進取。一有先儒迂闊之見，橫梗於胸中，則進取望絕矣。夫理學之說，可以為名，而不可行也。君不知變通，亦已自誤，以教我兒，又將誤我兒矣。”（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七《湯侍郎告門生語》,叢書集成初編本）。敘張惠言、惲敬、湯金釗之經曆，也可見清理學之一斑。
對於諸子和後代非儒之說也大多遠之，如指責墨子“悖於理，不安於心”，而盛讚孟子辟墨子，使“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張惠言：《茗柯文》初編《書墨子經後》。
而惲敬少年時候從諸子百家入，博覽眾書。同一部《論衡》，兩人看法就有不同，惲敬提到，“吾友張皋文嚐薄《論衡》，詆為鄙穴，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論衡》。
友人也已經注意到他們的差異，陸繼輅就指出兩人古文淵源的差異：“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返源。”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續集《七家文鈔序》。
惲敬15歲就開始讀道家書，後在吳山道院翻道藏，認為“鄙倍不可訓者十之七，凡下者十之二，周秦以來諸子及所存古注家其善者也，若魏伯陽、張端伯所述亦道之一隅而已”。他說：
中歲喜讀諸禪師語，錄於三乘之言，本無差歧而其從入之門與從出之徑，無轍跡，無依持。蓋人心之用不能無如此一境，非強為者也。惟傳授漸遠，積習日深，及其末流，幾於優伶之辭駔儈之行，此則不可之大者也。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三《五宗語錄刪存序》。惲敬論事也多以禪學作喻。如評論沈德潛的格調說，謂：“即心即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這老漢惑亂人，憑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即心即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大雲山房言事》卷一《與黎楷屏》)又如談論文章越自然越有法度：“如禪宗箍桶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為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鬆口便屬亂統矣。”(《大雲山房言事》卷一《與舒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