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嘉慶九年（1804）江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年37歲，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散館改鳳台知縣。嘉慶十九年（1814）以父憂去官，滯留安徽多年，主講當地書院，並編撰《懷遠縣誌》，製作銅刻漏。嘉慶二十五年（1820）到廣東，成為巡撫康紹鏞的幕僚，編選《駢體文抄》，校刊張惠言《七十家賦抄》及論易諸書。道光三年（1823）主講江陰暨陽書院，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去世，其間製作各種天文儀器，校刊顧炎武《日知錄》，印《曆代地理誌韻編今釋》，刻莊存與《尚書既見》、《周官記》、《春秋正辭》等七種行世。
家境狀況，李兆洛在士人中應為中等，雖不如莊述祖、劉逢祿等人出生官宦世家，但比張惠言的寒士家庭又好得多。李兆洛父親是縣學生，“以沈毅博達聞鄉裏，赴人急若饑渴，尤好文學士，士無遠近，爭歸之，故先生（兆洛）自成童時，已盡識郡中知名士”薛子衡：《養一齋文集》卷首《李養一先生行狀》。
在李兆洛一生中，他的兄長對他幫助很大。乾隆六十年（1795），其兄順天鄉試失利後，絕意舉業，操持家計，使李兆洛能專意問學，較少為生計操心。李兆洛對其兄充滿感激之情，晚年自述：“生平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齏鹽瑣悉猶所不耐，著衣吃飯皆賴父兄庇蔭。
靠著兄長的支持，李兆洛能擺脫俗務的困擾，博覽群書，據包世臣所撰《李鳳台傳》，他於嘉慶七年（1802），住李兆洛家，“遍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牾”包世臣：《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七（下）《李鳳台傳》。
李兆洛能達五萬，當亦可見他藏書之豐，而這樣大的藏書規模沒有一定經濟基礎是不可能達到的。
李兆洛幼年接受普通的經書教育，5歲就開始受四子書，稍長又學習科舉製藝。然而他自小對史書感興趣，15歲就讀完司馬光《資治通鑒》及馬端臨《文獻通考》，李氏治學多得益於兩書，故後常教育學生，說：“《通鑒》以知人，《通考》以博物，一經一緯，稍有才分，何患不一日千裏。
或許與性格興趣有關，李兆洛不願從事考證專門之學，就讀常州書院時，山長盧文弨是校勘大家，同學中臧庸、顧文炳亦喜校讎、講訓詁，他卻不屑為之。
嘉慶二年（1797），張惠言兄弟編《詞選》，選同道之人數家附於後麵，作為詞作的典範，把李兆洛詞作選入其中。
李兆洛既不願隨時尚而為漢學考據，也不想以文士自名。在他為友人詩做的序裏，自可看出他的誌向：
國家承平既久，四方無事，士之以文學取仕，今者率雕琢無益之詞，雍容揄揚鋪飾盛美，其有懷未然之慮，憂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亂得失以推之事務，要於致用者，必迂而擯之，且以為狂。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蔬園詩序》。
很明顯，李兆洛痛斥當時學術風尚，也表達他讀書致用之決心。
魏源指出乾嘉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爭治詁訓音聲，瓜剖析，不知朝章國故為何物，也不知漕、鹽、河、兵得失何在，而那些奮誌進取、抱負宏遠之人，反被群人笑為迂闊，致使天下聰明智慧之人，盡於無用之途。
而讚之“近代通儒，一人而矣”，實推崇備至。
李兆洛的經世思想，在地方誌的修撰中表現無遺。眾所周知，對於方誌的看法，清代學者有兩派：一視方誌是地理之書，以戴震為代表；一視方誌為史類，以章學誠為代表。
戴震認為地理沿革是方誌的主要內容，“古今沿革，作誌首以為重”戴震：《戴東原集》卷六《應州續誌序》。
章學誠則提出異議，說“方誌如故國史，本非地理專門”，“修誌者，非示觀美，將求實用也”章學誠前揭文。
李兆洛的方誌觀，無疑與章學誠是合拍的，重在實用，非徒以纂集舊文，反映曆代因革之由而已，而是希望方誌能達史學經世之目的。李兆洛說：
一邑之誌，其為編輯也亦僅耳，然而成之者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雜見於經史百家之編者，有一字之遺於采錄，其弊也陋；當代之務，典章法度之損益，一時之賢俊孝悌貞廉之行，有一事之遺於臚列，其弊也疏；能詳於古今，而其識不足以衡是非，言不足以經事變，浮而寡當，冗而無序，其弊也。雖然，不陋矣，不疏矣，不矣，而徒以誇其紀聞，騁其文藻，遂足謂之誌乎哉？夫誌者，心之所誌也。誌民生之休戚也，誌天下之命脈也，誌前世之盛衰以為法戒也，誌異日之因革以為呼籲也。非有視一邑如一家、視百姓如一身之心，幽微隱曲無所不到，……則其所誌者，簡牘而已，非其誌也。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懷遠縣誌·序(代康蘭皋中丞)》。
李兆洛經世思想不僅體現在地方誌的撰寫上，甚至他從書牘墨跡中，也看出一代的風氣變化，在所撰《明代君臣墨跡序》中說：
一代之治，承乎一代之氣運，而文章亦隨之。……湘舟顧君集有明一代之書牘墨跡，合為冊。通三百年，凡五百輩。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不務鑒賞之能，但加甄錄。不假甲乙之品，自得風流。一朝風氣之所趨，與其隨時變轉之跡，征而求之，風會大概可見焉。
進而指出徒辨字畫之工拙，計傳流之遠近，則猶是骨董伎倆，而士人需要做的就是從這些墨跡中得其通變之理，獲取上下古今之助。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五《明代君臣墨跡序》。
李兆洛一生校刊了不少書籍，其中《日知錄》、《繹誌》、《鄒道鄉先生集》、《瞿忠宣公集》最為他看重，雖自謙校刊諸書緣由“不能紀遠乃紀欲近，自度才所堪耳”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五《抱經堂詩抄序》。
然有其選擇之眼光。道光十三年（1833），黃汝成出資，委托李兆洛、吳育、毛嶽生三人校勘《日知錄》，李兆洛欣然從之，推廣錢大昕評釋顧炎武《日知錄》的義例，通為箋注。他評定顧氏此書：“中言時務八卷，此為有用，乃全書之精華，亭林所雲‘為王者取法’者也。”故李兆洛對於書中所述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博采名臣奏議近儒論議，慎取而詳說之，與本義相發明，鑿鑿可見諸施行，非視《困學紀聞》諸家箋釋隻取賅博而已。
《繹誌》一書是明末胡承諾所著，遠不如《日知錄》有名，李兆洛卻鍾愛有加，稱之為“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纂述也……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五《繹誌序》。
他刊宋理學家鄒浩《鄒道鄉先生集》和反清名臣瞿式耜的《瞿忠宣公集》，也是因為前者“勵實學”，宣揚“聖人之教”，後者“正人心、厚元氣”，能“匡主德，延國脈”分見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四《鄒道鄉集序》、《瞿忠宣公集序》。
李兆洛重視史學之經世意義，不僅隻是對以往史跡的總結，目的還是用於當世，所謂“周、秦而下治亂所由，兵、農、禮、樂、河、漕、鹽、幣，隨事立說，因宜見義，娓娓千百言以己意為斷製而必衷於正。”湯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序》，《養一齋文集》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