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保甲製度就頗有研究，意圖在鳳台縣推行，說：
竊欲並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落，連其什五，毋得擅徙。外來之戶，不得於野僻處營結草庵棲止。其僦屋久居者，隨時編冊，登明原籍，嚴其任保。掖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即誅之。使愚民無與為非，良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密，則恐大為繁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七《鳳台保甲議》。
很明顯，同論保甲製度，李兆洛和張惠言指向有所不同。張惠言目的在於提高士紳在農村的地位，消除吏與民之間的隔閡。李兆洛更有現實針對性，注重對農民的管理，讓他們依附在土地上，限製外來人口隨意遷徙，使民患消除於無形之中。李兆洛的保甲論不僅考慮到內陸如鳳台之處的治理，而且也注意到東南海疆盜寇十分猖獗的情況，如其指出：“瀕海州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為之勾引供其資糧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防海備覽序》。
當時越南內亂，阮廣平掌握政權後，因國用不足，就以采辦軍餉為名，招取中國海盜為向導，為寇海疆。粵東土盜鳳尾、水澳兩幫附之，氣焰囂張。後阮氏政權納貢清朝，受到約束，中國海盜遂形成兩股勢力，福建、廣東分以蔡牽、朱為首，尤以蔡牽勢力最大，成為清廷極大隱患。東南海患與苗民起義、白蓮教起義，為嘉慶朝初期的三大兵事。要消弭海患，在李兆洛看來，應該隔絕陸地和海盜之間的聯係，這就需要“申明保甲之法，使奸宄無所容隱。盜於水而室於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伍之潛通為窠線者，稽核必得。鋤其強，懲其弱，而痛絕之。海口所出入，米穀硝磺之透漏，銷贓之寄頓，出洋收洋掛號之影射，察其蹤跡，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掃影滅跡，可計日可待也”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防海備覽序》。
隻是李兆洛的保甲之法，自以為治源之法，具體實施多有不便，海岸線如此漫長，憑保甲編戶管理，斷絕海盜後援，實不可行。剿滅海盜還是需要軍事力量的增強，此時多賴提督李長庚得力，其戰死後，部下王得祿、邱良功能繼其功，終在嘉慶十四年（1809）消滅朱、蔡牽部，基本平定海盜。
李兆洛又論鹽法，認為鹽法之弊，在官引不銷，所以不銷，在私鹽充斥。然緝私雖嚴，私鹽卻不能絕且不可絕，透漏之途多不勝防，狡獪之技熟不勝詰，且閑民之生計在此，百姓之所便在此，奪其所生，違其所便，雖嚴刑峻法亦不能消除。所以“當今之計，惟化私為官。罷鹽政各官，去眾商，榷鹽於灶，定其程額，任民買賣，不問所之。征之於關，亦定其程額。庶國課不絀，人民相安”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五《鹽法議》。
但是去掉商人鹽業專營權，又勢必造成揚州依靠鹽業生存的大量普通百姓失業。他提出對失業閑民，各賞鹽斤為資生之本，商人各籍所有根窩成本，由官方每年償還十分之一，十年付清。相比保甲法，李兆洛對於鹽法的認識更具有可行性。
陶澍在道光十年（1830）任兩江總督後整頓鹽務，在淮北實行的票鹽製，就是類同李兆洛的思路，裁革專商，刷印聯票，聽民販自由買賣。
陶澍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使鹽價大降，民販爭運，私鹽得到遏製，一掃鹽務之疲弊。
出於現實考慮，李兆洛的論鹽之文，當時未嚐示人，由弟子蔣彤整理保存。但是李氏對於鹽政的熟悉，在同仁中應是比較突出的，也被眾人所欣賞，所以道光十八年（1838），參與鹽政改革的姚瑩在赴台灣道時，就希望由李兆洛主筆撰兩淮鹽法續誌，隻是陶澍不久去世，此事才作罷。
李兆洛不僅積極地對時務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還能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去了解西方世界，顯示了胸襟之開闊。嘉慶二十五年（1820），應廣東巡撫康紹鏞邀請，李兆洛到廣東，“在廣州觀於洋商肆樓，見夷人形狀之殊詭，室屋衣服器用之窮巧極奢”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海國記聞序》。
此景象對他觸動很大，於是便希望能通過當地之人，“一詢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及其國之大小強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刑禁之大凡，幾以考驗故籍，規揣今勢”李兆洛前揭文。
而通事驛卒或貿然莫辯，或為謾誕以相眩駭，李兆洛十分不滿意。後通過廣東名士吳蘭修，他才獲得謝清高的《海錄》一書謝清高《海錄》，在中國早期描述西方的地理書中，有一定的地位。人們多以為“中國人著書談海事，遠及大西洋外，自謝清高始”。
讚歎此書“所言具有條理，於洪濤巨浸茫忽數萬裏中，指數如視堂奧，又於紅毛荷蘭諸國吞並濱海小邦，要隘處輒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詳，尤深得要領者”。李兆洛意圖對《海錄》加以補綴，使之更為精審，讓吳蘭修把謝清高招來，而清高突然死去。無奈之中，李兆洛對其書整比次第，略加條定，疑者缺之，而編成《海國紀聞》一書。同時又翻閱諸史和《海國》記載諸書，摘錄有關考證海外者，成《海國集覽》。如果說李兆洛對於西方感興趣，是出於日後西方入侵的預見或借鑒政教得失，用於挽救清統治危機，無疑拔高了李兆洛的曆史定位。但在嘉道之際，李兆洛能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希望能對海外諸國“考驗故籍，規揣今勢”，比起幾十年後，那些頑固士大夫對於西方世界的不屑了解，仍要開放得多。
我們認為，李兆洛對於外部世界的認識，源於他的用世之心。渴望知道西洋諸國之“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刑禁之大凡”，以至於“規揣今勢”，而這又與其通脫的學術精神分不開。這種精神可謂李兆洛個性的體現，使他不囿於漢宋之爭，經今文、古文之爭，且能以相對平等姿態對待西方世界。正是因為他的通脫學術精神，使他能擺脫偏執一麵，不奉一家學說為圭臬，進而認為儒學各流派多不失聖人垂教之意。他嚴厲批判鄭玄，斥之為“大蠹”，說：
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蠹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為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能通而各適於道焉。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眾家而必求通之於是，望文穿鑿，私臆以為兩全，徒成兩敗。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在他看來，西漢經師諸說，雖各有自己心得，然殊途同歸，不失聖人之道，而鄭玄強以為會通，融合各家學說為一家，反而穿鑿附會，損害漢學。
他對《詩經》注箋的議論，能讓我們更加了解其通脫的學術精神。我們知道，《詩經》的詮釋，今文派有魯、齊、韓三家，古文派為毛氏一家，自鄭玄為毛氏《詩傳》做箋後，今文三家俱廢。清朝漢學盛行，《詩經》今古文研究都得到長足發展。然今、古文經不時爭執，排斥對方，就是古文經派內部，對於毛詩鄭箋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兆洛反對門戶之見，如同他所批判鄭玄時，所認定的漢朝經師諸說雖有不同，卻都能殊途同歸各適於道一樣，他對《詩經》學的看法也是如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