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自毛鄭以來，說者眾矣，或主小序，或主毛鄭，或兩有所不主而自以其意說之，大抵皆隨其人性情學力之所至以自驗，其淺深高下各有所得也，亦各有所失也。期不失聖人垂教之意為後學所循習而已。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四《詩經申義序》。
他既讚揚胡承珙對於古文學派毛詩的新解，道：“胡君墨莊之於《詩》也，宗諸撰而以正其指，參諸箋以別其異，旁求諸家以彌其罅……蓋以《詩》自冶其性情，而即以其性情融之於詩也。”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四《毛詩後箋序》。
也欣賞魏源對於《詩》今文經的研究，說：“魏子默深之治《詩》也，割數千年來相傳之篇第，掊擊數千年來株守之序箋，無獨是之見者然乎？”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詩古微序》。
我們注意到，李兆洛為魏源《詩古微》撰寫的序文中，特別提到了“無獨是之見”與“守獨是之見”的偏頗。他主張：“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眾喙若雷，此挽彼推，頹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其所見也，盛氣所鑠，不顧迕錯，虛詭而已。”李兆洛前揭文。
從而提出學者需要的是“懷獨是之見”，具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想法，而非人雲亦雲，或者抱殘守缺。胡承珙治毛詩，魏源治《詩》宗今文魯、齊、韓三家，都能見其是，故兩人主張雖有很大差異，然也為他所稱許。
李兆洛論學講通脫，不苟於門戶，在政治觀上，他追求本源之道，談時變，不僵持於形式之法，如他對於《周官》的看法。他承認“《周官》者，古今治天下之版法也”。然流傳下的《周官》，缺少“冬官”一部分，“學者病冬官之亡，以為王官根柢皆在冬官，冬官亡而五官莫能辨”，對此他並不以為然。反問道：“所謂根柢者，封建井田之規模，郊壇、宗廟、宮室、邱封、車旗、律呂、彝器之製度而已。即其書完具，其法可得施用於今日乎？”故他宣稱：“師《周官》者當師其意，不可師其法。”為此他列舉曆史上正反例子，加以申明，“漢之三老嗇夫得以俗教安之意，故民氣達；宋之宰相得塚宰進退百官之意，故人才興；明士庶之製得以儀辯之意，故士氣伸，其法未嚐同，而皆足以致治。若北周之名官，以次比附唐之六典，規仿文字如模印，然曾何益於治乎？”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周官記序》。
在他看來，漢、宋、明諸朝能夠在某些方麵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他們能領悟《周官》之道，因時製宜。而如北周，即使照搬各種製度，又有何用？
雖然嘉道之際，李兆洛最為時人看重的是他的博學致用，他自己也不願以文名自囿，然在現今學術界研究中，他卻為文名所掩，多被視為文學史上的人物，他繼惲敬、張惠言之後，是陽湖文派的代表，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李兆洛發展了陽湖文派的理論，論文欲合駢散為一，針對當時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兩漢，因輯駢體文鈔編選《駢體文鈔》，隱與桐城姚鼐《古文辭類纂》抗衡。
李兆洛為文主張混合駢、散兩體之長，與清朝駢文中興息息相關。自從唐宋古文運動後，兩漢六朝駢體文就逐漸喪失了主導地位，讓位於古文（散文），然經過清初陳維崧、毛奇齡等人倡導，至雍正、乾隆之際，胡天遊承上啟下，而在嘉道年間大昌，一時名家有袁枚、邵齊燾、孫星衍、洪亮吉、汪中等人。隨著駢文的興起，以桐城派為代表的古文受到抨擊，錢大昕就指責方苞：“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嚐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錢大昕：《潛研室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
阮元也說：“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阮元：《研經室集》三集卷二《與友人論古文書》。
又視駢文為文章正統，“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阮元：《研經室集》續集卷三《文韻說》。
而桐城派則排斥駢文，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就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
在清朝駢文興起的背景下，李兆洛重視駢體，與桐城派散文立異，其目的仍是以振古文之衰，使古文能取法較寬，消除駢文派和桐城派的爭執。正如包世臣所述：“時論盛推歸、方，宗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包世臣：《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七（下）《李鳳台傳》。
桐城派主宗唐、宋，尤重韓愈。李兆洛要使古文導源於秦漢六朝，必須動搖韓愈的地位，故他指責韓愈：
文之法始自昌黎，蓋以應酬投贈之義無可立，假於法以立之，便文自營而已。習之者遂藉法為文，幾於以文為戲矣。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八《答高雨農》。
又說：
文至近日澌泯盡矣，徒取通俗焉耳。昌黎始變法，裴中丞深切譏之。世徒懾於韓，莫申裴論。其實古所謂文者，溫潤縝密有玉德焉，未有佻佼鄙僿躁剽而可以為文者也。然昌黎惟序記之作逞其筆勢，小乘體裁，而堤防一壞，狂瀾承之，不可複挽。此亦風會使然。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八《答屈侃甫》。
在批判韓愈的同時，李兆洛又編選《駢體文鈔》，以示人為文門徑。他指出：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六經之文，班班俱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
對於李兆洛的選編用意，蔣彤更直接地總結道：“先生以為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稱，而別對偶之文曰駢體，乃更選先秦、兩漢下及於隋為《駢體文鈔》，欲使學者沿流而溯，知其一原。
李兆洛欲打通駢散，在《駢體文鈔》中不免矯枉過正，把一些散文也當作駢文收入，對於《駢體文抄》收入司馬遷《報任安書》、諸葛亮《出師表》等文，友人莊綬甲就有疑義，李兆洛表示道：“若以為《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為此嘵嘵乎？”（《養一齋文集》卷一八《答莊卿姍》）
但是其主張別開生麵於桐城派，使人更加明確陽湖文派的宗旨，同時也反映出清文學史上的發展趨勢，駢文和古文經過一段時間的對立，逐漸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