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乾隆四十年-鹹豐五年，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安徽寧國涇縣人。涇縣在東漢時曾分置安吳，所以他也被稱為安吳先生。包世臣家境貧寒，父親是塾師，很不得誌。嘉慶十三年（1808），包世臣中舉人。但以後屢試不第，至道光十八年（1838）才以大挑試用為江西新喻縣令，一年後，因漕糧事被彈劾。包世臣一生的大多數時間作為各地方大員的幕僚，而遊曆各處。東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鹽諸巨政，經常向他谘詢，以此名滿江淮。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編定《管情三義》（詩、詞、賦作品）、《齊民四術》（農、禮、刑、兵專題），並加入舊刻《中衢一勺》（河、鹽、漕議論，原刻於道光四年）、《藝舟雙輯》（文學評論與書法論述，原刻於道光九年），而合刻統之為《安吳四種》。別編還有《說儲》（上篇獨立成書，下篇後散見於《齊民四術》之中）、《小倦遊閣集》藏於家。
史學界對包世臣的研究，主要經曆了三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90年代。
這些文章主要涉及兩方麵：（一）評價包世臣的曆史地位；（二）分析包世臣的專門思想。
關於包世臣的曆史地位，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發表的文章都存在一些不同意見。基本可歸類為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包世臣是地主階級開明派。吳則虞說包世臣思想雖不能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但他對地主階級過度的剝削、壓迫行為，抱有或多或少的不滿，而對人民--特別是農民抱有或多或少的關心和同情，這就使他成為地主階級中開明的改良派而不是保守派。吳則虞：《論包世臣》，1962年4月13日《文彙報》。
吳孟複指出包世臣設想對外抵抗帝國主義，對內減輕封建剝削，他講求經世致用的學風與文學主張，在近代史初期，有震聵啟蒙、開辟風氣的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包世臣是地主階級保守派。夏東元考察包世臣貨幣主張，指出他提倡發行鈔幣意味著限製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維護和穩定封建自然經濟的基礎，同時也將阻礙民間財富的積累。夏東元：《對包世臣貨幣主張的分析》，1962年2月24日《文彙報》。
陳正炎等認為包世臣是鴉片戰爭前後一個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的所謂“本末皆富”、“天下之富在農”、“古人三幣之製”等主張，似乎很有積極意義，而實際上卻很保守落後。
有人認為包世臣的農業、漕運、鹽政和貨幣等各個方麵的主張不符合曆史發展要求，趨向保守落後；陳正炎前揭文。
但也有人指出包世臣雖有一套偏於保守的經世理論，但是他想恢複或重建一個理想的封建社會的同時，還想把帶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性質的近代商品經濟也適當地納入到這個體係中。
還有人指出包世臣所論及的許多具體財政經濟問題大都能指陳時弊且能提出某些有一定經驗根據的救弊辦法，不是書生迂腐之見；但對於理論原則性問題，不特接觸甚少，即使有接觸，不外因襲儒家傳統教條。
包氏的對外思想，學術界持肯定態度，稱之為愛國主義思想，論據不外乎三種：（1）力禁鴉片；（2）堅持抗英；（3）依靠人民。
以上簡略介紹了學界對於包世臣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在以往成果基礎上，還可以在以下幾方麵作深入研究：（一）分析包世臣的交往圈子。許多論述包世臣的文章缺乏人物之間的聯係，整篇就隻談個人，就事論事。我們知道，包世臣一生基本都為幕僚，遊曆的地方比較廣泛，朋友較多，論證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能反映出個人論學淵源，更能從中看到當時文化走向。（二）把握包世臣思想的變化，尤其是經濟思想。嘉道之際社會矛盾已十分突出，一些重要大政如河工、漕運、鹽政等形勢不時有變化，多數論文分析包世臣思想，把反映包世臣早期和晚期思想的文獻混同，似不可取。雖然對於個人而言，每個人的思想都有延續性，尤其在傳統社會更是如此，但包世臣平生心血致力具體時政，他的思想也往往隨著外部形勢變化，思考問題的重心發生變化，相應的對策也發生改變。
我們前麵曾提到有關研究嘉道經世的文章，多並列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經世者，而忽視常州諸子的存在。
他的著述中，常州士人惲敬、張惠言、劉嗣綰、張琦、吳德旋、黃乙生、李兆洛、丁履恒、陸耀遹、陸繼輅、劉逢祿、周儀、湯貽汾、周濟、董士錫、方履篯、張成孫等屢屢出現。正是因為經世之精神，把他們緊密聯係在一起，考察包世臣的友朋交往，我們也可以更明確常州區域文化的經世特點。
嘉慶元年（1796），包世臣開始從家鄉出遊，先到蕪湖，受知於程世淳、朱珪，又至湖北為布政使祖之望的幕僚，嘉慶四年（1799），隨明亮入四川，參與鎮壓白蓮教起義。他與常州士人的交往始於嘉慶五年（1800），此年包世臣與張琦同參加江南鄉試而相識，兩人談論十分相得，張琦讚賞包世臣的經世之才，而包世臣自少嗜好詩、賦，張琦不願他把精力耗在此方麵，力勸他放棄韻語，專研經世之學。包世臣聽從了勸告，後來回憶道：
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餘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既告以所親曆，複為言賊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既輟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為詩，是耗神甚。今當別，幸為生民自愛。’予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過揚州，為予刪諸體詩千餘首，存四分之一而焚其餘。
此後，包世臣雖亦有時應酬或有感而作，但精力明顯有所轉向，很顯然，他對張琦的勉勵和勸告銘刻於心，在文集裏也多有表述。
張琦，張惠言弟，嘉慶十八年（1813）舉人，道光三年（1823）以謄錄議敘知縣，曆任山東鄒平、館陶知縣。他在館陶八年，道光十三年（1853）卒於任上。張琦是常州詞派和陽湖文派重要成員，亦有經世之心，與張惠言“相為師友，致顯名，稱毗陵二張。
包世臣與張琦論學多相同。如在文學方麵，常州崇詩教，包世臣此思想也比較突出，主詩歌社會、政治教化作用，與常州諸子宗旨相同。所以在嘉慶五年（1800）與張琦談論為詩之法，比較相投，包世臣說：
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借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古乎？
他把詩歌功能分成三等，說：
夫詩之為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為後世法守；次乃明跡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喻；下亦歌詠疾苦，有以驗風尚醇醨，而輕重其政刑。
由於遵循詩教宗旨，包世臣後來雖聽從張琦勸告，詩作較少，但所寫幾首，亦能反映時弊，諷喻當局，例如“近世民苦瘠，治生各自競，不必言撫字，但無增苛政。稍為除強梁，良懦便稱慶。
詩中可見包世臣很痛心當局的苛政，所以他從百姓的立場出發，不奢望官吏能為百姓做什麼，隻是希望不要騷擾就很慶幸了。又如他寫道：
官民日交爭，時論喻卵石。從知釀不陽，長吏難辭責。撫我與虐我，仇後在自擇。官本來自民，何為互相迫？……多君仁者贈，雅言如經翼。堅我守初心，矢不與民敵。
給當局提醒官民關係的同時，也表白了自己與民友好共處的心跡。
張琦談古文，揭示陽湖文派主張，以古今治亂興廢、天下民俗利病等國家民生問題作為行文內容，視文法形式為文章粗跡，說：
夫百工技藝必以規矩，況詩文乎！曰體格、曰章、曰句、曰字，所謂法也。雖然，此文之粗跡也，有其精者焉。古昔帝王體國經野之大，聖賢持身涉世之故，古今治亂興廢，天下民俗利病，博稽而切究之。蓄之於心者既深以博，由是而識日以精，氣日以充。發而為文，抒其素所蓄積而已，不必規規然體格章句是務。然舍其粗跡，則精者亦胡以寓焉，故體格章句不容苟也。張琦：《宛鄰文》卷二《答趙乾甫書》，道光二十年陽湖張氏宛鄰書屋刻本。
包世臣亦與他相合，從經世出發，針對桐城派以理學為高，內容空疏的文風，把此弊病歸咎於韓愈，論道：
竊謂自唐氏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於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為達者。然門麵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退之之文，序為差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於策士諷喻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劄，而論者不察，推為功宗。其有尋繹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於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