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視現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杜甫之所以能夠獲得“詩聖”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他對現實隻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廉潔、愛民，期盼皇帝的賢明能減征賦，務農息戰。這些無奈的、固執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願。
杜甫不隻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紮於漂泊的旅途，曆經饑寒困危，備嚐憂患。對於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
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了詩人對被戰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當他逃至鳳翔後，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其中的第一首說：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裏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麵。在那一場突發的大戰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
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複雜心情清晰地呈現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了多少人內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富於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後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杜甫其實並非有意於史。他的那些具有曆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記述自身經曆而折射出曆史麵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曆史相隨而飽經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
杜甫具有強健的人格筋骨，經得起炎涼的摔打，受得了家國破碎的痛擊，以悲痛為華章，寫長歌以當哭，贏得了千秋萬代的美名，無人能望其項背，無人不讚其堅韌，堪稱憂國憂民和直麵苦難的人格理想的典範。
蘇軾超然物外的追求
蘇軾在曆史文化長廊中是一個豐碑級的人物，他一生輾轉大半個中國，屢遭貶謫，卻能“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謂“一蓑煙雨任平生”。
蘇軾胸襟開闊，既能超然物外，又能自強不息，其高尚的品德，極具感召力，令人歎為觀止。
蘇軾是北宋眉山人，就是現在的四川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就是《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少年時代，就深受其父儒家思想的濡染，懷有經世濟民，致君堯舜的抱負和積極入世的精神。
蘇軾懷有儒家“奮厲有當世誌”，同時也接受了道、佛思想的熏染。其父蘇洵和雲門宗圓通居訥關係密切，蘇軾少年在蜀中時就同成都大雅大師惟度、寶月大師惟簡郊遊。
正是基於胸懷天下、兼收並蓄的可貴之處，加之勤奮好學、紮實嚴謹，蘇軾的各方麵才能日漸累積。
功夫不負有心人。1056年，21歲的蘇軾跟隨父親披堅執銳、奪關斬將，在吏部考試中以600字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贏得第二。隨後又順利通過所有考試，進士及第。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讚譽說：
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蘇軾30歲時還京，差判登聞鼓院，又授直史館。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蘇軾也有誌於改變北宋時期積貧積弱的現狀，但反對“求知過急”，結果引起革新派的排擠。為遠身避禍，蘇軾要求外任。
他先後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八九年間，蘇軾雖輾轉遷徙，但每到一處都興修水利，賑濟災民，減免租稅，體察民間疾苦，可謂勤政愛民，盡心職守。
在這期間，蘇軾的作品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方麵都有了進一步的提升。他筆下的西湖多姿多彩，波光粼粼的晴天那麼美妙，就是濛濛雨霧中的西湖都那麼動人：“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在密州寫的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丙辰中秋》等。
《江城子·密州出獵》寫道：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
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袒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是千古傳誦的蘇軾“豪放派”代表詞作之一。詞中寫出獵之行，抒興國安邦之誌，拓展了詞境，提高了詞品，擴大了詞的題材範圍，為詞的創作開創了嶄新的道路。
作品融敘事、言誌、用典為一體，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形成豪放風格，多角度、多層次地從行動和心理上表現了作者寶刀未老、誌在千裏的英風與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