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推舉伯夷做主持典禮的官員，舜采納了這個建議，但他同時叮囑伯夷說：“要清明正直。”舜還對那些新任命的其他公職人員說：“你們要小心謹慎啊！要時刻記住上天交付給我的事業，要竭盡全力輔助好。”
舜時代提出從政者要有9種品德：“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意思是說：平易近人又堅持原則，做事主動堅決又有節製，能力強又能協調好關係，處事公平而持重，耐心隨順又極其果敢，嚴於律己又寬以待人，行事謹慎如履薄冰，辦事方式柔和而又立場堅定，與人為善又嚴肅負責。
依照這些品德，舜不僅要求自己公正廉明，還每3年考核這些公職人員的政績一次。經過3次考核後，清正廉明的就升遷，否則就降級。由於舜加強了廉政建設，百官盡力，百姓滿意，於是一切事業都振興起來了。
禹繼承了舜的帝位後，也表白了自己的廉政理念。他說：“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意思是說：老百姓家裏沒有吃的東西，我就無法支使他們；事情做成了，卻對老百姓沒有好處，我就無法激勵他們。
堯舜禹均能時時刻刻自檢自律，可謂積極的自我監督。同時，他們以自己的行政理念來倡導勤儉廉明之風，促使了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堯舜禹既是具有倫理道德方麵的理想人格的古昔聖王，又是治國平天下的君主楷模。以至於後來的儒家和墨家都以堯舜禹為號召，而且在整個封建時代，從未有人懷疑過堯舜禹他們在曆史上的存在和他們的業績。
古代廉政思想真正興起，是在奴隸製時期。自從建立了第一個奴隸製國家夏王朝後，加上商、周、春秋和戰國時期，這是曆史上的奴隸製時期。
在夏、商、周時期，奴隸主階級一方麵為了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長效管理，開始尋求實現長治久安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麵，隨著奴隸製國家機器的逐步發展完善，管理效能的日益強化，奴隸主階級不得不對被管理者的行為進行必要的限製。
奴隸主階級已經認識到了“民不畏死”，對待人民的反抗，必須加強國家政權自身的建設，其中就包括廉政建設。這樣，奴隸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陸續提出了一些有關廉政建設的思想主張，廉政思想便在當時的政治思想領域內開始逐步興起。
至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爭霸戰爭連年不斷，大大加劇了各國之間的政治鬥爭。同時，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登上了曆史政治舞台，對各國的奴隸主貴族政權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奴隸主階級進一步加強了廉政建設的緊迫感。
這一時期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一是以奴隸製國家政權整體作為規範對象，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調整改善管理政策；二是以從事政治活動的管理者個體作為規範對象。
伴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大變動和文化大繁榮，廉政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使廉政思想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召公首先成為廉潔官吏
堯舜禹的“為民父母”的公仆意識，在周代的召公身上得到了鮮明體現。
召公，周武王姬發的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召，故稱“召公”，又稱“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召地位於現在的陝西省岐山縣西南。
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在滅商3年後去世，他的兒子姬誦即位，這就是周成王，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代國王。因當時周成王年僅13歲，便由周公和召公兩人輔政。
周公和召公兩個人以陝即今河南省陝縣張汴原為界，分陝而治，召公主西。周公、召公分陝而治的界石，又稱為“分陝石柱”，它是我國古代曆史上最早的界碑。
召公以人為本，愛民如子，儉以奉身，正道直行，仁厚威重，政肅民清，從侯爵伯爵到老百姓，每一個人都有適應的職位，沒有失業的，人人安居樂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