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並非一概反對富貴和名利，隻不過是希望通過正當的渠道去獲得。這就是他的“義中取利”觀點。
春秋時期，魯國製訂了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看見自己的同胞被賣為奴婢，隻要他們肯出錢把人贖回來，那麼回到魯國後，國家就會給他們以賠償。這條法律執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鄉的魯國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國。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子貢，他是一個很有錢的商人。他情願自己出錢，從國外贖回來很多魯國人，卻拒絕國家的賠償，沒有到朝廷部門去報銷。因為他自認為不需要這筆錢，為國分擔贖人的負累。
孔子知道了這件事，卻很不高興，說子貢此舉傷天害理，禍害了無數落難的魯國同胞。他指責子貢說：“你這樣做，人們就不會去贖回奴隸了！”
接著，孔子給子貢講其中的道理：世上萬事，不過義、利兩字而已，魯國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過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義”字，隻要大家看見落難的同胞時能生出惻隱之心，不怕麻煩去贖這個人，去把同胞帶回國，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舉。
而事後國家會給他補償，目的就是讓這個行善舉的人不會受到損失，而且能夠因為他心中的“義”而得到大家的讚揚，長此以往，願意做善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所以這條法律是善法。
孔子認為，子貢的做法雖然也是做了好事，但卻沒有按政策辦，到國庫去報銷贖奴的錢，人們雖然誇他做好事不留名，但客觀上沒有將這種美德發揚光大，不能讓人看到這種好的行為並有一個好的結果。往後那些贖人之後去向國家要錢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稱讚，甚至可能會被國人嘲笑，責問他們為什麼不能像你一樣為國分憂。
最後，孔子對子貢說：“你的贖人之舉，是公民的一種義務，沒有必要遮遮掩掩地怕人議論，不去領取該得的獎勵。這種做法是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可惡的惡行。”
孔子的一番精辟論述，子貢聽了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不但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也對什麼是“義”，什麼是“利”，有了更清醒的理解。他更加佩服老師的才學了。
這件事說明，孔子是讚成善舉得到酬報，不讓行善之人蒙受損失的。
對於“義”和“利”，孔子認為兩者是統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正是由於符合道義，所以人們才能獲得長久的利，正是由於存在著利益，所以人們才能做更多符合道義的事。正是把利與義相互結合，社會才會更和諧，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後世的人們基於孔子的義利思想，把一切有利於國家發展、民族複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政策、法律、道德原則，都歸為“義理”，維護這樣的“義理”的行為，都屬於“義舉”；反之，則屬於不義之理和不義之舉。
由此可見，孔子的義利思想，無疑是一種相當高尚的道德思想，具有開啟先河的重要曆史作用。對古代良好的國民風氣的形成，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以及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建立，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孟子提倡舍生取義
繼孔子之後，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義利思想，並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被後世的人們尊為“亞聖”。
孟子，鄒國人，即現在的山東省鄒城。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雄辯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受業於孔子的嫡孫子思的弟子。
孟子特別推重“義”。他在《魚我所欲也》開篇即用一個比喻，表述了他“舍生取義”的思想：“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意思是說：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者不能同時都得到，那麼，我會舍掉魚而選擇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兩者不能同時得到，我就舍棄生命，而選擇大義。
顯然，在生命與“義”的天平上，孟子是向“義”傾斜的，甘願“舍生取義”。
孟子主張“舍生取義”，不是因為他認為生命不重要，而是因為他認為世間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義”。他曾經說道：
有比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傾情更值得獻身的，我就會放棄生命；有比死亡更可惡更令人痛恨更令人惡心的，我就會選擇死亡。
可見孟子把“義”看得太重要了。
孟子的“義”是什麼呢？他打了一個比喻：“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