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墨子對高石子離衛的舉動大加讚賞並悉心勸慰的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出墨子“義勝於利”的價值觀和“從道不從君”的思想。
墨子除聚徒講學、組織團體之外，還周遊列國。有一次，他的弟子問他：“先生見到各國之君說什麼呢？”
墨子答道：“每到一國，必須選擇那些急需的事先講。國家混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窮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好聲樂沉迷於酒色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搶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
墨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四處奔走，“上說諸侯，下教民眾”，席不暇暖，摩頂放踵，東北遊齊國，西遊衛國和鄭國，南遊宋國、蔡國、楚國和越國。
有一次，墨子從魯國到齊國，探望了老朋友。朋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何必獨自苦行為義，不如就此停止。”
墨子說：“現在這裏有一人，他有10個兒子，但隻有一個兒子耕種，其他9個都閑著，耕種的這一個不能不更加緊張啊！為什麼呢？因為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應該勉勵我行義，為什麼還製止我呢？”
墨子曾經多次對弟子講解義與利的關係。他說：“義，利也，萬事莫貴於義。”為義就是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把“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作為衡量價值高低的標準。要“兼相愛，交相利”，做到“兼而愛之，從而利之”。也就是說，為百姓、國家做好事，就是“義”，百姓、國家得到了好處，就是“利”。
墨子用利來規定義的內涵，把仁、義和愛的道德觀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聯係起來，表現了義利統一和重視功利的思想。
墨家弟子為“義”卻可舍去一切。《墨子·大取》記載：
砍斷指頭和砍斷手腕，如果兩者利於天下相同，那就無所選擇了。生和死，如果兩者利於天下相同，那也就無所選擇了。
墨家的貴義精神，既有平治天下的懷抱，也有大俠的義行，更有見義勇為、舍己為人的勇於犧牲精神。這種精神融於墨家學派的深層結構之中，並在其中薪火相傳，代興不輟，對中華民族優良品格的形成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韓非堅持國家大義
韓非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的法家學派代表，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為了堅持國家大義，寧可放棄道德肉體的價值。他用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韓非是“戰國七雄”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其範圍即現在的河南省新鄭市。
公元前280年，韓非出生在一個王室家族，但不幸的是，這個家族管理的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韓國。
在當時，聲名遠播的學術大師荀子正在楚國的蘭陵開班講學，四方學子慕名而去，韓非也加入到了求學者的行列。在求學期間，韓非結識了李斯。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歎不如。
荀子是儒家八派中“荀學”的創始人，他的思想體係非常全麵。若幹年後，韓非學成，告別恩師踏上了回國的道路。
韓非以國家大義為重，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的現狀，非常痛心。因此，他在回國以後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製、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
然而，韓非的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他隻好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此時韓非的思想已經臻於澄明。
韓非的書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其中的《五蠹》、《孤憤》之後被深深吸引，總是為他的形象魂牽夢繞。秦王曾經說：“我若能會見這位作者，和他交流談論，便足慰平生了！”
戰國後期的兼並戰爭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強者走向更強，弱者表現出不同形態的衰弱。
公元前234年，秦王派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來到韓國的邊境。但不是要韓國的土地和城池，而是要求把韓非獻出來即可。
大軍壓境，韓國的君臣一籌莫展，最後想到了割地。當聽說秦國隻要韓非，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就馬上把韓非找出來送給了秦國。
韓非知道自己被韓國作弄，但他仍然心念祖國大義。為了韓國的利益，他一到秦國，就給秦王寫了一封書信，這就是被後人稱為《存韓》的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