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告中反複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和“庶民”等。文告反複告誡為官者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並說“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
還說“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商法，推行周法，使原商朝的人“做新民”。
《酒誥》是針對原商朝人們飲酒成風而發布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為主的周朝看來簡直無法容忍。
周公並非完全禁酒，他規定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的。但是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全部捉來“以歸於周”，或“予其殺”。
“予其殺”是將要被殺，但是未必殺；“歸於周”是指不要給原商朝人們有濫殺的印象。這其實同“保民”或“安民”是一致的。
文告強調要引導原商朝人民去多種莊稼，也可以從事養殖或經商。
《梓材》規定人們之間不要相互殘害或相互虐待，要關愛鰥寡孤獨，社會自然就會出現安定的局麵。這種局麵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像農民那樣勤除草和勤整地，貴在堅持。總之，勤用明德和保民，才能“萬年為王”。
三篇文告貫穿一個基本思想，那就是安定原商朝的人民，不給他們濫殺或虐待的形象。同時反複強調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酗酒陋習，也要求一是限製；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
為了周王朝的長治久安，周公還製定了禮樂製度。主要有“畿服”製、“爵諡”製、“法”製、“嫡長子繼承”製和“樂”製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和貴賤等級製等。
在商朝的時候，君位的繼承多半是兄終弟及，傳位很不固定。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就是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
周公還製定了一係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儀製度，以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以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著名的“禮樂製度”。
周公製禮作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標誌著周朝的統治完全走向了正軌，而且對周朝社會的穩定和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和“勤政尚賢”等思想，成了後來儒家思想的直接來源，影響了我國幾千年的社會製度。
周公輔政7年後，周王朝的統治已經穩固下來。此時，周成王已經長大成人，完全可以獨立處理政務了。周公擔心成王年輕氣盛，治國時難免犯錯誤，於是寫文章以勸諫成王。
後來，周公在恰當的時候還政於成王了。周成王繼位第七年，也就是周公歸政之年的歲末，周成王在洛邑舉行了分封周公後代的儀式.將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到泰山旁邊，建立了魯國，周公也就成了魯國的開國君主。
周公歸政成王後，依然極受尊敬，周成王經常去泰山看望周公。
周公大約60歲時在封地去世。在周公病危時，他希望自己死後葬在周朝的都城，以表示不願離開成王。周公去世後，周成王很傷心，特許魯國在祭祀周公時演奏周朝的“天子禮樂”，以示對周公的最大尊敬。
周公不僅敬德保民、製禮作樂、建立典章製度，此外對《易經》創作也有巨大貢獻。他還受後來春秋時期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後來儒家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後世儒家將周公與孔子並稱。
子罕拒寶品德高尚
春秋時，宋國有個小官叫樂喜，字子罕，他一向堅守道義，廉潔奉公，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
有一天，一個衣著樸素的人從懷中掏出一塊璞玉，放在子罕麵前說：“大人為官清正，百姓受惠多多。小人在山上采石，發現這塊璞玉，玉石工說它是價值千金的寶貝，所以獻給您，以表敬意。”
子罕婉言謝道：“我不需要它，你得之不易還是帶回去吧！”說完把璞玉推到那人麵前。
子罕接著說：“我一向把不貪當做寶物，你把玉石當做寶物，如果把它給了我，豈不是你我都丟掉了自己的寶物嗎？”
獻玉人見子罕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深深地施了一個禮，說出了自己獻玉的原因：“小人是個普通百姓，偶然得到了這樣的寶玉，如放在家中，反會遭強盜殺害，因此把它獻給大人，望大人收下！”
子罕明白了那人的苦衷，就讓玉石工把玉拿去打磨，然後把這塊玉賣了一大筆錢。
子罕把錢全部給了獻玉人，並且告訴他鄉裏的裏正會保證他的安全。
獻玉人看到子罕替自己考慮得如此周到，感動得熱淚盈眶，連連叩頭致謝，拿著錢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