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兄們都被皇甫績這種信守學堂規矩，誠心改過的精神感動了。於是，就拿出戒尺打了皇甫績20大板。打完後，皇甫績爬起來說：“這才是我的好表哥，有罪同受嘛！”
外公聽說此事，對皇甫績的母親說：“這孩子真誠實，將來會有出息的。”
經過了這件事，皇甫績從此專心讀書學習，閱讀了大量的經史書籍，漸漸以博學聞名天下。後來，皇甫績在朝廷裏做了大官。由於這種從小養成的信守諾言、勇於承認錯誤的品德一直沒有丟，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隋文帝建立隋政權後，皇甫績相繼任豫州刺史、尚書，後又出任晉州、蘇州刺史。在皇甫績出任蘇州刺史時，當時隋代政權剛剛建立，南方社會秩序混亂。590年，南方士族高智慧在越州發動叛亂，蘇州人顧子元響應圍攻蘇州城。皇甫績忠於職守，在此苦守80餘日。
後來，隋將楊素率大軍前來支援，擊敗了叛軍，皇甫績得以解除險境。由於皇甫績守約堅守蘇州80多日，為隋軍統一江南贏得了時間。南北統一後，朝廷嘉其功，擢為信州總管，指揮十二州軍事。
不久，皇甫績因病請求退休，有詔調他回京，賜他禦藥。宮中的使者去看望他絡繹不絕，相望於道。最後他在家中去世，時年52歲。
唐太宗的誠信之道
唐代誠信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社會對誠信的踐諾，是社會穩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唐代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並走向強盛的保證。唐代誠信思想與君主的個人素質都有著密切關係，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打造唐代誠信特質的一代帝王。
唐太宗經常跟大臣們在一起談論誠信，向他們說明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要講誠信，要求他們將誠信作為立身和處事的準則。
643年的一天，唐太宗又跟身邊的大臣討論誠信問題。他先講了孔子的一段話，說的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要做到糧食充足，軍備充足，取信於民，而在這三者之中，孔子首先看重誠信。接著，唐太宗結合曆史經驗教訓，闡發了孔子所說的“民無信不立”的觀點。
宰相房玄齡談了他的體會：仁、義、禮、智、信，這是5條行為規範，違反哪一條都不行。能經常實行，大有好處。商紂王違反這5條，政權為周武王所奪得。項羽不講誠信，終為劉邦所敗。
唐太宗自己在誠信方麵不僅很注意以身作則，還能接受大臣們的監督。隻要大臣向他提意見，他聽了不但不覺得丟麵子，還會表揚提意見的大臣。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頓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汙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受賄和將來有可能受賄的貪官汙吏，他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
唐太宗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大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他說：“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
唐太宗不但沒發怒，反而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便欣然接受了這句逆耳的忠言。他還通過這件事，加深了自己的認識。
又有一次，有個大臣給唐太宗出主意：“陛下可以用詐的辦法試出忠奸，比如陛下可以佯裝發怒以試群臣。如果直言進諫，不怕冒犯聖上，則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諛逢迎，則是佞人。”
唐太宗對他說：“我要在普天之下實行誠信，不想以詐道教化臣民。你的話我不想采納。”
唐太宗為何不采納用詐道清除佞臣的建議呢？他對大臣封德彝說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濁，取決於源頭。國君是政治的源頭，臣下好比流水。國君自己行詐術，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頭混濁，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為魏武帝曹操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像他這樣做，政令怎能貫徹呢？”
對犯有過錯的大臣，唐太宗總是批評教育，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宮中宴會，發生了糾紛。時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遲敬德生氣地對坐在他上首的人說：“你有何功勞，坐在我上首！”
坐在尉遲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勸說尉遲，哪知尉遲對李道宗報以老拳，幾乎將其眼睛打瞎。
唐太宗一氣之下，宣布中止宴會。他對尉遲敬德說：“我見漢高祖劉邦誅滅功臣，常常有責怪他的意思。我想與你們這些功臣共保富貴，想不到你屢次犯法。我才知道韓信、彭越這些功臣被殺，並非漢高祖的罪過。國家的綱紀，就靠賞與罰維持。好自為之，不要後悔莫及。”
遭到唐太宗訓斥之後，尉遲敬德改變了許多。
魏徵去世後，唐太宗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說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強大、富庶的隋帝國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訓，願意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以及施政中的過失，能夠自覺地聽取臣下的批評意見。
唐太宗聽取大臣們的批評意見是很懇切的。他經常要求大臣們對他的過失“明言之”。有一次，唐太宗要群臣向他提意見，群臣這樣說道：“皇上已經沒有過失了。”
唐太宗聽了這話，就批評他們說：“我有過錯，你們應該幫我指出來，好讓我改掉這些錯誤，更好地治理國家。可你們卻對我阿諛奉承。我想當麵列舉你們各位的長處和短處，讓你們改掉說奉承話的毛病。”接著唐太宗說出了在場的每一位大臣的優缺點。大臣們聽了，更加佩服皇上了。
唐太宗能比較自覺地以國家法律約束自己，一旦發覺自己的做法違背了法律還能認真進行檢討。有一次，有個叫黨仁弘的大將，做廣州都督時，貪汙了上百萬的錢財。這件事被人告發後，主管司法工作的大理寺，將他依法判成死刑。
唐太宗很器重黨仁弘，認為他是個非常難得的人才，舍不得殺他。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否決了大理寺的判決，改成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
處理之後，唐太宗心裏很不安，感到自己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做得很不應該。於是他把大臣召到一起，心情沉痛地向大家檢討說：“法律是皇帝按照上天的旨意批準製定的，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因為私念，不守法律，失信於民。我因私念袒護黨仁弘，赦免了他的死罪，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