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由於漢王朝社會發展和國勢強盛，便不再實行“安內和外”的方針策略。武帝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於書絕悖逆。昔齊襄公複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即是要報匈奴圍高祖於平城之仇和單於悖逆高後之怨。於是爆發了武帝與匈奴的連年戰爭。除了發動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外，漢、匈爭戰了四十多年。武帝還對其他少數民族進行征討，南平南越，討夜郎，通西南夷，伐羌，征朝鮮等。武帝改變了漢初的“和外’’方針策略，而變為戰爭和向民族地區擴張的方針策略。這雖然對於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但也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鑒此，武帝晚年還曾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其後，從昭帝至平帝的約八十年間，對四方民族則是安於現狀，實行以和為主的方針策略。這時期，國家社會穩定，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史雲“河之極盛也”。
“新”時。王莽代漢稱帝，建國新。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然王莽卻“心意未滿，陋小漢家製度，以為疏闊。”於是托古變革，對四方民族采取進一步的臣服和壓迫方針策略。即使用高壓手段和武力征服，將“四夷借稱王者皆更為侯”，把“匈奴單於”改為“降奴單於”（或“恭奴服於”），把高句麗改為“下句麗”，換繳印綬，改“璽”為“章”。王莽的這些方針策略，激起了四方民族的不滿和反抗，匈奴犯邊於北，西南夷反叛於南，西域殺都護而瓦解，高句麗也反抗於東北。對於民族的反抗，王莽不僅不檢查自己的方針策略，反調大軍進行鎮壓，這就激化了社會矛盾，促使了王莽政權的覆滅。
後漢（東漢）時，後漢初年，《後漢書·郡國誌》載：“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在這中原地區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光武帝對四方民族采取了“息事寧人”、“不言兵事”的方針策略。例如對待西域和北匈奴問題：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西域諸國遣使附漢，要求複置西域都護，光武以中原初定不許；十七年（公元41年），他們又請都護，仍是不許；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車師、焉耆等十八國遣子入侍，進獻珍寶，泣求都護，光武仍以“國初定，未遑外事”，厚賞賜，還其侍子；二十三年（公元47年）又有鄯善王上書請都護，光武帝亦是未許。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太中大夫藏宮和楊虛侯馬武上言宜乘時擊滅北匈奴，光武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複言兵事者。”後漢得到恢複和發展後，王朝方想對四邊民族有所作為，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內附，置哀牢、博南二縣，勢力達到瀾滄江以西；十六年（公元73年）和十七年（公元74年），遣兵擊北匈奴，奪取了對西域的統治權；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乘北匈奴“黨眾叛離”，派兵大破之。後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國力衰弱，才對四邊民族采取了較為平和的方針策略。
魏、蜀、吳三國。在漢末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中，形成了魏、蜀、吳鼎立的三國。三國的關係和相互的大政是：三國都是首先求得自身存在，再進而消滅對方統一“中國”。三國對於統轄下諸族的方針策略，也是各為其總政治服務的。例如，曹魏征烏桓是為了穩定北方，有利於對吳、蜀的爭霸。蜀漢諸葛亮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方針策略，在南征中，既有比較緩和的安撫，有時又采取一些軍事行動，贏得了南征的完全勝利；南征後“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這是為了安定南方、反對孫吳的幹預和為北伐曹魏而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