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馬列主義關於“直接過渡”
等民族理論在中國傳播和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同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考察和研究民族和民族問題，第一次正確地揭示了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揭示了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社會問題、社會革命問題的關係；闡明了正確解決民族問題的理論原則，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科學體係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處於資本主義以前諸社會形態的民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中的“直接過渡”理論。
“直接過渡”的理論，在19世紀時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來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基於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的討論。1875年，俄國民粹派思想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喬夫在題為《致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先生的公開信》中就俄國社會問題歪曲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把俄國公社所有製下的農民描繪成“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比西歐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為批駁特卡喬夫，恩格斯發表《論俄國社會問題》一文，對俄國農村公社土地製度進行深入剖析，同時，探討了這種村社形式在什麼條件下才會向高級形式過渡的問題。他寫道：“俄國的公社所有製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於解體。但是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隻要它能夠保留到這樣做的條件成熟的時候，隻要它能夠發展到農民已不再是個別而是集體從事耕作的程度，並且應該使俄國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製的中間階段，而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然而這種過渡隻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製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整個農業製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係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質。可見，特卡喬夫先生斷言俄國農民雖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歐沒有財產的工人‘更接近於社會主義’完全是胡說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麼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製，使它有可能變成確實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麼這正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裏，恩格斯提出了公社所有製下的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製的中間階段而實現向高級形式過渡的可能性，同時也強調指出，實現這種過渡必須具有必要的條件，即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
有關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的爭論引起馬克思的高度重視，他在1881年寫給俄國民粹運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參加者維·伊·查蘇利奇的信稿中集中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明了《資本論》中關於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的論述，指出：“在這種西方的運動中，問題是把一種私有製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製形式。相反地，在俄國農民中，則是要把他們的公有製變為私有製。”基於這種分析，他進一步提出：“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讚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麵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
馬克思提出的“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的見解中，無疑包含這種原始的公有製因素可以在高級形式的公有製社會發揮作用的思想。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複信初稿中寫道：“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夠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複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製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在複信第二稿中他又說：“俄國吸取這種生產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發展並改造它的農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壞（我順便指出，俄國的共產主義所有製形式是古代類型的最現代的形式，而後者又經曆過一係列的變化）。”隻要將信稿的提法和複信的提法加以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對農村公社的生命力問題處於探討過程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原始公有製向高級形式的公有製的過渡問題，其看法不能說已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