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很難再找出一個像中國這樣注重修史的國家。豐富、連貫的史籍讓我們可以深入地了解先民的曆史，以史為鑒。史學，構成了國學的重要一翼。
秉筆直書——管窺中國史學
史家三長：這個概念是唐代著名曆史評論家劉知己在他的《史通》中提出來的，意即作為一個史學家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即史才、史學、史識。史才是指史學家必須具備對曆史進行整體把握、細節表述和結構布局的才能；史學是指史學家應該擁有山川地理、典章製度、風土人情、考據辨證等方麵的學問和知識；史識就是除了擁有一定的史學見解和觀點外，還要有秉筆直書、忠於史實的高尚品質和勇敢精神。
一字褒貶：這個觀點出自西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杜預在書中提到“《春秋》筆法嚴謹，以一字為褒貶”，就是說《春秋》每個字都蘊含著褒獎和貶責。孔子作《春秋》時對於古人褒則稱字，貶則稱名，於是引起亂臣賊子的恐懼。此外在《春秋》中，把殺有罪之人稱為“誅”，把殺無罪之人稱為“殺”，凡是違背禮儀犯上作亂、以下犯上者都被稱為“弑”，比如《春秋》中記載“宋人弑其君杵臼”、“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因為是以下殺上，所以用一個“弑”字，又因為宋昭公和晉靈公都是無道昏君，所以直書其名。這樣的筆法流傳千古，確實讓不仁不忠之人不寒而栗。如果每一個史學家都能夠用這樣的方法去評判曆史，那麼就會人人奮進，移風易俗。
書法不隱：又被稱為“秉筆直書”，原文出自《左傳·宣公二年》，講的是春秋時晉國的君主晉靈公是個無道昏君，晉國的國相趙盾屢次進諫，晉靈公不但聽不進去，反而還要殺他，趙盾被迫出奔外國，沒有越過邊境就聽說自己的族人趙穿殺死了晉靈公，於是趙盾就返回了國都。晉國的太史董狐在史書上記載“趙盾弑其君”，趙盾看到之後覺得非常委屈。他認為自己因為眷戀晉國才留下這個惡名，便向董狐解釋說自己並沒有殺死國君，讓董狐不要睜著眼說瞎話。可是董狐對他說：“你是晉國的國相，逃亡不超越國境，回來之後又不討伐殺死國君的反賊，不是你是誰呢？”趙盾聽了董狐的話無言以對，最終也沒有讓董狐修改史書。
孔子評論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無獨有偶，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的權臣崔杼殺了齊莊公，齊國的太史就在史書上寫“崔杼弑其君”，結果崔杼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繼任太史之後，照樣直書事實，結果又被殺，太史的另一個弟弟就接著直書事實，崔杼最後無可奈何，隻能承認這個事實。這就是中國古代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和勇氣，成為曆代史家的精神支柱，難以動搖。
正統之辯：又被稱為“正統論”或是“正閏之爭”，正就是正統的意思，閏就是多餘的、其餘的意思，總的來說就是曆代學者和史家對我國曆代王朝正位和閏位的認定。
從周朝開始，中國人就有一個“大一統“的觀念，這種觀念讓史學家一定要站在一個正統的角度去記載曆史。戰國末期的陰陽家鄒衍提出“五德始終說”之後，史學家就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排出了曆代王朝的順序，合乎五行的就是正統，與五行不合的就是僭越。
但是遇到列國紛爭割據的局麵時，就很難把握誰是正統、誰是僭越了。就拿三國來說，司馬光站在宋朝的立場上，認為曹魏是由東漢禪讓而來，所以就奉曹魏政權為正統，覺得蜀漢政權是僭越，到了南宋的時候朱熹為南宋考慮，覺得蜀漢政權雖然偏安一隅，但卻是東漢政權的延續，於是就以蜀漢政權為正統，以曹魏為僭越。
史學家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爭論不休，一直到了王夫之的時候才有了一個比較公正的說法。他認為過去的史學家通常都是為了某個統治集團服務，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去撰寫曆史，他們所謂的“正統”並不是真正的正統，隻有能為天下人謀幸福，得到天下人心的政權才是真正的正統。
最古老的官方史書——《尚書》
《尚書》是儒家經典之一，所以被稱為《書經》，戰國時稱為《書》，漢代時改稱為《尚書》，也就是“上古之書”的意思。《尚書》是一部多題材的文獻彙編，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具體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
現存的《尚書》版本真偽參半，通常認為《今文尚書》中《周書》的《牧誓》到《呂刑》十六篇是西周時的真實史料，《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春秋時的史料。所講內容比較早的《堯典》、《皋陶謨》、《禹貢》這些篇章反而是戰國的時候編寫的古代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