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酒業大國，上至夏商下到明清，在曆代政治中酒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曆代統治者都對酒非常重視，製定了相關政策法規，以利國計民生。
官府下令禁止釀酒、賣酒和飲酒的強製政策就是所謂的禁酒，目的主要是節約糧食，備戰備荒，並防止沉酒於酒，紊亂朝綱，以至亡國。禁酒一般由朝廷發布禁酒令，分為絕對禁酒、禁曲酒、局部地區禁酒等不同種類。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夏商時期糧食有了剩餘，加劇了酒的釀造和消費量擴大。尤其是貴族飲酒的風氣頗盛。正如《資治通鑒》論夏朝的最後一個國王桀時說的“作瑤台、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從而造成了不理朝政，被商湯放逐，直至亡國。600年之後，商紂王比夏桀有過之而無不及，“以酒為池，懸肉為林”，飲酒七天七夜不歇，朝綱不整，結果商朝又被西周取而代之。
周代的禁酒政策不僅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風氣，而且對於周代以後的禁酒政策，以及糧食生產發展等社會經濟方麵都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母取醢（沽）酉（酒），田牆夫、部佐謹禁禦之，有不從令者有罪”。明確不得用剩餘糧食釀酒。
到漢朝，漢文帝規定“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戒為酒醪以靡穀”。顯然這是為節約糧食的禁止酗酒之詔。
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始設酒禁，其原因與西周相似，采取的禁酒措施卻比西周嚴厲得多，“足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朋則開禁。”
唐朝高祖武德年間亦因糧食歉收而下詔禁止釀酒，措詞激烈：“沉湎之輩，絕業亡資，……兵革未寧，年數不登，市肆踴貴，趨末者眾，浮冗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諸州官民，其斷屠酤。”
元朝時，農業凋敝，災荒不斷，為節約糧食世祖忽必烈多次頒布禁酒詔令，其次數之多，堪稱各朝之首。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以前，因糧食不足，曾發布酒詔令：“曩內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之後，明朝的酒政就比較寬鬆了，對酒的釀銷采取放任自流的稅酒政策。
清朝時實行的禁酒政策主要是禁燒酒，“黃酒本無禁令”。康熙皇帝諭“蒸造燒酒，多費米穀，”“著令嚴禁，以裨民禽。”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國力昌盛，豐衣足食，乾隆皇帝仍然感到有禁酒的必要，他認為“養民之政策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有餘，以應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者則莫為燒酒……今即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
禁酒政策自問世以後，曆朝曆代都不同程度地實行過，但都時間不長，長者數年，短者數月，就禁不下去了。
延伸閱讀
朱元璋以酒試臣
朱元
疑心很重，常常擺下酒宴來試探臣下，就連同時起兵、同甘共苦、戰功顯赫的開國元勳徐達也不放過。一日，宴請徐達，直喝到深夜，把徐達灌得大醉，才讓內侍扶他到舊內睡覺。舊內曾是朱元稱王時居住的地方，按例，皇帝住過的地方，別人是不能隨便住的，否則便是越不臣。睡到半夜，徐達酒醒，得知自己誤入舊內睡覺，嚇得魂不附體，翻身下床，快步走下台階，麵北再拜稽首，才出宮回府。朱元聽說此事，暗自高興，消除了疑慮。又一次，朱元用同樣的辦法，檢驗另一位開國功臣郭德成。朱邀他喝酒，乘其酣醉時將兩錠賞金塞到他手裏，叮囑不要告訴別人。郭德成唯唯稱是，將賞金裝進靴裏，但他畢竟酒醉心明，深感，出宮門時假裝醉倒，跌出靴襪，露出黃金。守門官吏慌忙進宮報告皇帝，朱元說：“那是
賞賜給他的。”言訖，暗自高興，也消除了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