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酒，即對酒類設專稅。稅酒始於漢代，實質上是對榷酒政策的進一步發展與補充。自漢代出現了酒稅之後，唐宋都曾予以發展，尤其是宋代，對酒稅的發展和完善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明清以後，對酒征收專門性的稅收更是成為一項重要財政收入。
稅酒主要是禁止偷稅漏稅。稅酒時，人人都有從事酒業的機會。《漢書昭帝紀》卷七載，民戶釀酒酤賣不受限製，但必須按國家規定的數額交納酒租，即酒稅，否則將以刑律處置。
為避免榷酒在酒的生產、流通領域壟斷過死，適當開放酒禁，征收專賣酒稅。稅酒時私營者按稅額比例與官府分成酒利，隻要按章納稅，營業不受限製，亦即如果稅額不重，酒戶有經營自由，也不必經過特許，官府也無緝私章程，稅酒也可以逐步向專賣過渡。如果不斷加重稅額，隻讓特許的商戶經營，取締非特許商的經營，並且有嚴厲緝私禁私的法令，則雖未宣布專賣，事實上已在專賣轉化，或很接近於榷酒了。
王莽最早確定專賣稅率“令官作酒，……除米由本價，計其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宮，其三及糟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自西漢以來，東漢、兩晉南北朝、隋唐兩代前期、明朝和清朝前期的大部分時間都執行的是稅酒政策。
禁限私酒通常包括兩個內容，一是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政府特許之外的釀沽行為，二是緝查打擊業已出現的私酒活動，以保障政府獨得酒利。
有關禁限私酒的法律條文，漢唐時期留下的文獻記載較少。宋朝則法律條文嚴密細致。建隆二年（961年）頒“貨造酒曲律”到“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甜酒入城至三鬥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曲者，減造人罪之半”，翌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裏。西京及諸州城二十裏者，到五鬥者死，所定裏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人其地，一石棄市”。宋太祖乾道四年（966年）再下詔減輕刑罰，就上述立法量刑變化而言，顯然有遞減的趨勢，但是實際上仍然是很嚴酷的，一條人命還抵不上50-l00斤曲，或3-5石酒的價值。有的官吏如王嗣宗在榷酤鬥量上，上疏建言給人超生，已算是不飭深峻的寬政而被載入史冊了。宋代官酒務就設有“酒巡”、“酒務腳子”等專門緝私酒的組織。各地州縣尉、巡檢、監押等也兼有緝查的義務。宋代人說官府緝私酒比防範“盜賊”還殘暴。
南宋大理學家朱熹在彈劾唐仲友的奏狀中提到一件事，說臨海縣長樂鄉富戶沈三四因天旱雇人工車水，用家釀白酒招待雇工，這件事被臨海縣酒務腳子楊榮等人知曉後，遂派出三條船來到沈三四家緝查，盡管沈三四一再分辯自己沒有違法賣酒，但楊榮等人不由分辯，押沈三四並“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抑令供認，罰錢三百八十貫”，最後以在州界禁地內賣酒的罪名“徒罪斷遣”。雖然這件事的真正緣由是酒務官吏完不成規定的酒課額而尋機“補趁課利”，但也反映出宋代緝私酒的嚴酷。
另外宋代還頒行與緝私酒法相輔的告賞法，即唆使民眾互相監督，不論是誰向官府檢舉告發私自釀賣酒曲之事，隻要屬實，官府便按已公布的賞格給以優厚的獎勵，同時把實行者的家財籍沒入官。
金朝時因襲宋朝舊製，也有嚴酷的禁私酒法，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詔嚴禁私釀。在元朝太宗六年（1234年）“頒酒曲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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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遵投轄留客飲
陳遵好飲酒，常在賓客滿堂時，關上門，把客人車上的轄（車軸上的零件）取下投入井中，使車不能行，客不得去。後遂用“陳遵投轄、孟公投轄”等喻指主人好客留賓，情真意。駱賓王《帝京篇》詩：“陸賈分金將
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蘇《送趙寺
寄陳海州》詩：“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