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是工具，與惡善無關，但卻與用謀者的立場、目的有關，它更注重客觀效果。怎麼評價智謀，曆來褒貶參半。讚美者有之：人類發展的曆史，就是一部智謀的創造史和實踐史，無時無處不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文韜武略，智謀興邦；智謀是偉大祖國的遺產，人類智謀之花。對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我們曆來主張發揚光大。強國富民，智謀為先；講究智謀，啟迪智慧，則是強調要繼承祖國文韜武略這方麵的優秀遺產。然而，也有人將智謀視為“歪點子”，將計謀視為狡詐之舉。其實，智謀術本身與善惡的界限無關。它隻是一種純粹的技術，依據施謀者的立場和目的，或益或害，或光明或陰暗。日本智謀家對智謀也有同樣的評價。他們認為，菜刀可以用來做炊具，也可以用來殺人，但沒有必要因為菜刀偶然用來殺人而否定菜刀做炊具的必要。“與其有‘人皆不可信’等等的抱怨，沉迷在深切的苦悶中，倒不如掌握這一技法，從容地越過充滿虛偽與詭詐的險境。”的確，同一智謀被正直的人所應用，就能為民為國造福，為敵人所用，就會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危害。英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謝靈頓早年是一個浪蕩子，無惡不作，橫行鄉裏。但有一件事使他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向一個女工求婚，不料這個女工不但不允，反而大罵：“我寧願跳進泰晤士河裏，也不嫁給你。”這無意的一激，使謝靈頓羞得無地自容。從此他浪子回頭，發憤攻讀，改惡從善，終於成為近代神經生理學家，還獲得1932年的諾貝爾獎。對謝靈頓來說，女工的話實際上起到了激將的作用，這句話居然成就了一個科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俘虜了美國陸軍反間諜隊的高級教官伯尼·費德曼少校，為了獲取他的最有研究的“無線電情報網的管理問題”的情報，德國審訊者采用了一切手段：嚴刑拷打、心理壓力、美女誘惑、優厚待遇……而費德曼堅強不屈，不為金錢美女所動，不為酷刑所屈，德國人實在無可奈何。但是德國人施展計謀，將費德曼上校送到一所培養間諜幹部的學校中去，並給他配了一名不學無術而誇誇其談的德國教官，他講課錯誤百出卻自以為是。費德曼就這樣坐著聽課。有一天費德曼終於忍無可忍，不由自主地與教官爭辯起來，在激動之餘，無意中泄露了英美情報機關通訊網的情況。德國人用這一計謀獲取了重要情況。事實上，許多智謀無好壞之分，沒有階級性，但是智謀的運用和結果，施謀者的立場和目的，都帶上了階級特色：為國為民為進步事業的，為“陽謀”，為私欲為邪惡勢力的，為陰謀。以中傷為例。中傷術乃以假話謠言來達到傷人的目的，被人稱為“邪術”。然而借此術分化敵人，在曆史上也不少見，嚴世藩是明朝的大奸臣。為了為民除害，明朝宰相徐階用中傷術借皇帝之手殺了他。當時倭寇入侵中原，為明王朝之大患。徐階向皇上呈遞了關於嚴世藩通倭寇的奏折，皇上果然將其殺了。嚴世藩沒有暗通倭寇，但徐階用中傷術，為國除了一害，雖然不擇手段，但於國計民生，卻是有益的。所以智謀家認為，智謀的評估要強調動機和效果的統一、革命性和功利性的統一。以此而論，徐階中傷嚴世藩，就能得到完滿而正義的結論。1917年孫中山舉起護法旗幟，成立“非常國會”後，成立了軍政府出兵北伐。當時廣東省長朱慶瀾是段祺瑞的間諜，孫中山想免掉他，但沒有理由。朱慶瀾好色，於是孫中山密令妓女小金鈴接近朱，小金鈴受命，朱果然中計，最後被新聞記者截獲、朱慶瀾名譽掃地，向孫中山提交了辭呈，孫中山用“美人計”除掉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害。以上兩例說明：智謀是一種工具，其好壞，主要以其社會效應來判斷。徐階以嚴世藩通倭寇為借口除奸，孫中山為除害巧使“美人計”，都對社會有利，起了推動曆史前進的作用。正確用謀有哪些標準呢？首先是政策標準，也就是施計用謀要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符合社會主義的社會規範、道德水準、政策法令。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美人計”、中傷之類的智謀，不適用於人民內部。經濟談判，則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違反國家經濟法律和政策，即使取得再大的經濟效益，也應以觸犯法律論處。其次是有利標準，也就是在政策、法令允許的範圍之內，以最小的代價，花最少的精力，冒最小的風險，取得最佳的效益。為國為民，無利不謀，為人民謀利，為黨和國家謀利，為四化事業施計用謀，這是正確用謀的出發點和原動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戰爭具有正義性和非正義性之分，軍事智謀亦有“陰謀”和“陽謀”之分。軍事指揮員因為自身的品德缺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進而炮製一些“陰謀詭計”，導致“陰溝裏翻船”乃至誤軍誤國的事例，在曆史上並不鮮見。因此，“尊陽鄙陰”，是第六條原則。
第18章 智謀的基本原則(6)（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