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時應勢
從前有一個寓言，說的是一個年輕人跑到深山老林中學本事，最後學成了“屠龍術”。然而，當他回到現實世界時，卻發現根本沒有什麼地方需要他的“屠龍術”，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龍。智謀作為一種思維，如果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也會像“屠龍術”一樣最終沒有任何意義。依據客觀實際的發展，順乎客觀規律而謀，主要表現為順應時勢。時勢，即時代的發展趨勢。《戰國策·齊策五》中說：“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背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又說：“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可見認清時勢對於智謀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從哲學的層麵上講，黑格爾認為，人類曆史上的一切人，無論是普通人物還是偉大人物，不管他們怎樣活動，都受“時代精神”的支配，都無法超越自己的時代。“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是愚蠢的。”縱觀曆史上有名的智謀之士以及令人叫絕的智謀，大多生長或發生在社會動蕩不安、天下紛爭、由治入亂或由亂入治的曆史大轉折時期。薑太公劃策於周滅商之時，諸葛亮設計於“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三國時期，王猛獻謀於南北分裂對立的東晉年代，劉伯溫運籌於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洪流之中……不僅曆史、時勢為智謀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造就了他們聰明才智，也造就了他們的高明智謀。他們令人叫絕的智謀是時勢的產物，是順時勢而謀出的碩果。
諸葛亮在隆中提出了順乎時勢的“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智謀，劉備以此進四川，立蜀國。可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孔明及其繼任者薑維想以區區的蜀國為基地，進伐中原，統一中國，則不具備客觀條件，不順時勢耳！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中散大夫譙周聽之，歎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隻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仇國論一篇，寄與薑維，曰：“……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正如當初孔明出山時，水鏡先生歎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崔州平也對劉備說：“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木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三分天下”是曆史造成的由大亂到大治，由“分久”到“必合”的一個既定的過渡階段，諸葛亮即使有再高明的智謀，也不能超越時代。諸葛亮並非不知道這種曆史大勢，他隻是為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後又受其托孤之重，竭力盡心，姑盡人事而已。毛宗崗在評述孔明《隆中對》時說：“既日成鼎足，又日圖中原，畫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已盡於此。”孔明“三分天下”是順時勢而謀，而奪取中原、統一中國則時不順、力不支。不惟孔明遭此不幸，早在春秋時代的孟軻也大有“生不逢時”之感。孟軻的思想主張不適應於當時的時勢。據《史記》記載：孟軻主張“王道”政治論，為謀求於政，曾帶領數百名隨從遊說諸侯。但當時的時勢是“以功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違背了曆史潮流，因而“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到處碰壁，最後不得不“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時勢不利，雖孟聖人也不能為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