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智謀的基本原則(7)(1 / 2)

新中國“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五次重大調整也是順應時勢的產物。從曆史的角度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軍事戰略都是有其一定的現實針對性的,它離不開對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安全形勢的科學判斷,也離不開對作戰對象、國防重心以及戰爭樣式的合理界定。因此,隨著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我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具體內涵也不能不順應時勢做出相應的調整。總體看來,建國五十多年來,我軍的“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具體內涵的演變,經曆了以下五個大的曆史階段:第一階段:從50年代前期到60年代初。這一時期,我們的作戰對象主要是針對美蔣反動派;國防重心放在東南沿海地區,作戰樣式是準備應付大規模的常規戰爭。這一階段的戰略方針之所以被賦予這樣的內涵,是由建國初期我國所麵臨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所決定的。一是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態度,支持和慫恿國民黨反動殘餘勢力頻頻襲擾破壞,致使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野心惡性膨脹,揚言“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成功”。二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從遏製共產主義的戰略需要出發,乘機派兵封鎖台灣海峽,進一步加緊了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權的扶植和控製。三是美國為了最終完成其所謂的對華半月形包圍圈,於1954年12月公然與台灣當局訂立了《共同防禦條約》,同時拚湊了一個包括台灣在內的太平洋反共軍事同盟。針對美蔣反動派的倒行逆施,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和主權不受侵犯,強化東南沿海的邊海防建設就不能不突出地成為當時國防戰略高度關注的一個中心任務。第二階段:從6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這一段時間,我們“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作戰對象有兩個:美國和蘇聯,用毛主席的話來講,就是要準備用兩個拳頭打人。在作戰樣式上,也還是著眼於應付大規模外敵入侵。之所以要準備“兩個拳頭打人”,也是迫不得已的。60年代初,由於中蘇關係趨於緊張,印度在中國西南邊境無端滋事,美國將越南戰爭步步升級,加之蔣介石集團也想利用我“三年困難”的局麵反攻大陸,這樣,從整個國際戰略格局來看,境外敵對勢力逐步在我周邊地區形成了一股反華大合唱,對我國家安全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第三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這一時期,國際風雲又起變化,我國“積極防禦”的作戰對象開始主要側重於對付蘇聯。國防重心開始由東南沿海地區向東北地區轉移。作戰樣式也有新的變化,我們不僅準備應付大規模常規戰爭,而且還準備應付大規模核戰爭。世界大戰似乎不可避免,而且似乎迫在眉睫。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這是因為:一方麵,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蘇之間由政治對抗走向了軍事對抗;而另一方麵,中美關係則相對緩和了,“堅冰已經打破”,雙方出於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目的而逐步走到了一起。從此,中國整個戰略指導的著眼點放到了時刻準備應付大規模戰爭上,不得不使國家和軍隊長期處於臨戰狀態。第四階段: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具體而言,也就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到1993年1月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之前。這一段時間,我們在作戰對象、國防重心方麵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在作戰樣式以及“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表述上,則有比較明顯的變化。第五階段:從1993年1月軍委擴大會議一直到2004年。與原來的戰略方針相比較,現在的戰略方針在戰略指導上形成了以下若幹新的特色:一是加深了對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認識;二是把質量建軍和科技強軍提上了議事日程;三是力爭速戰速決,但同時作好持久作戰的準備;四是堅持以劣抗優,立足於在複雜困難情況下作戰;五是強調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應當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那麼,這一時期軍事戰略的具體內涵為什麼要做出這樣大的調整呢?首先,從世界戰略格局來看,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使大規模全麵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日漸減少;其次,從周邊環境來看,蘇聯的解體,中俄關係的改善,使我國某些地區的國防壓力大為緩解;再次,從亞太形勢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小霸權主義勢力咄咄逼人,加之台獨勢力漸成氣候,已經對我國某些地區構成了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威脅;第四,從海灣戰爭以及後來的巴爾幹危機來看,高技術兵器在現代局部戰爭中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有鑒於時勢的變化,我們在作戰對象、國防重心和作戰樣式等方麵不得不作出新的理解和新的界定。第六階段:2004年至今,確立了“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明確了“遏製危機、控製戰局、打贏戰爭”的戰略指導;將“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作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把“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作為我軍未來作戰的基本形式。之所以確立了以“一體化聯合作戰”思想為中心的戰略指導,主要基於以下考慮:高新技術的發展,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軍隊結構的優化,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產生提供了組織基礎;長期的學術探索,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局部戰爭的經驗,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產生提供了實踐基礎。另一方麵,也可以說這是世界軍事變革的大環境、大形勢和局部戰爭形態發生變化的大背景,決定了我軍必須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針對我軍的實際,走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