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才能做到“先謀後動”呢？孫子強調兩個方麵，一是廟算。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在廟算時要考慮到哪些因素呢？那就是“五事”(道、天、地、將、法)、“七計”(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敦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根據這些方麵，我們就可以判明誰勝誰負了。毛澤東將全麵、辯證的觀點具體運用於戰爭領域，則是“廟算”思想的創新和發展，毛澤東在考察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時，不是忽視諸矛盾的總體聯係，隻單純考察其中的一種矛盾及其兩個方麵，而是把抗日戰爭作為由諸矛盾和諸方麵複雜聯結的集合體，考察了中日戰爭雙方的全部基本要素以及它們的辯證聯結，並從中日戰爭雙方全部基本要素的關係中，揭示出抗日戰爭的根本規律。他指出：“……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斷；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二是籌劃。“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要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是我軍解放戰爭中十大軍事原則之一。實踐證明，這也是一條普遍規律。凡事謀劃，都應有周密的計劃和準備。比如，戰爭開始時的初戰，關係戰爭全局及爾後作戰結果甚大，必須堅持慎重初戰和初戰必勝的原則。一切帶有決戰性的戰役、戰略作戰，必須切實建立在有力、有利、有把握的基礎上，並認真做好組織計劃和準備工作，不可魯莽輕敵。平型關大戰就是一個典型戰例。平型關大捷前，八路軍就有與日軍較大一些部隊交手的有利時機，但由於慎重初戰和其他方麵的原因而放棄了。1937年9月中旬，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到達山西平型關前線。這時日軍正向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平型關至茹越口內長城防線進攻。為了打擊敵人的瘋狂氣焰，配合平型關友軍防禦作戰，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根據當時的敵情和地形條件，決心在平型關附近設伏，殲滅由靈丘向平型關進攻之敵。24日夜，第一一五師冒雨設伏於平型關東北公路右側高地。25日7時許，敵第五十一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主力和輜重車輛進入我軍伏擊圈內，我軍遂向敵展開猛烈攻擊，經整日激戰，殲敵3000餘人，擊毀其全部輜重車輛，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這一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的必勝信心，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在經濟領域，競爭越激烈，“謀而後動”的智謀就越顯得重要。在這種競爭中，隻有那些重視經營智謀的企業才會激發活力，取得最佳經濟效益。無錫農民企業家許福民讀過《孫子兵法》，對《孫子兵法》中的智謀藝術有所了解。他在經營中堅持先謀後動的原則，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許福民在開辦河埒養殖場時，運用生物鏈良性循環的道理，辦了奶牛場、養鴨場。牛糞、鴨糞流入魚塘，為浮遊生物提供滋生的條件，浮遊生物正是魚類理想的飼料。他采用立體式養魚，水的上層養青魚，中下層養鯽魚，充分利用了水麵，比養單一魚種產量高出兩倍多。聯合國糧農組織專家來這裏考察，認為這是亞太地區養殖產業的最佳模式。許福民養鴨子也與眾不同，出售鴨子價錢很便宜，他想到北京的烤鴨很賺錢，就和同事們商量辦個烤鴨店。北京烤鴨以肥著稱，而他在河埒養殖場專門飼養英國的“櫻桃穀”良種鴨，正符合人們愛吃瘦肉的需要。於是，他們就在無錫鬧市辦了“無錫烤鴨館”，開張之後，經常座無虛席。鴨子的內髒、肥肝還能遠銷國外，換取外彙。這是一個例子。改革開放初期，為了適應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我國一些地區先後掀起過許多“熱”，諸如：羊皮熱、地龍熱、葡萄熱種種，有的大獲其利，有的深受其害。問題的關鍵是經營領導者要冷靜地思考，不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更不要輕易將底牌全部亮開。要善於預測未來動向。當某種產品走俏時，買方可能會給你一個好價錢，引誘你擴大投資，強化生產，一旦他們摸清了你的底牌，就會改換麵孔，拚命壓價。有一個時期，我國出口中草藥頗受國外歡迎，於是盲目采摘、加工，產量一時劇增。在對外出口中，國內同行競相降價，不僅減少了外彙收入，而且嚴重破壞了寶貴的中草藥資源，也影響了中草藥的聲譽。與此相反，我國進口某種化工產品時，外商自以為奇貨可居，待價而沽，大敲竹杠。我國轉而自己生產，並登報宣傳。這樣，外商也隻好見風使舵，低價出售。可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謀”，其內容也是深刻而廣泛的，誰想在競爭中取勝，誰就應當多謀而善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