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製度在國外也有悠久的曆史。17世紀30年代，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在他的軍隊中，以不正規的形式設置了谘詢助手。17世紀中葉，法國路易十四的軍隊中就有參謀長的職位。19世紀初，普魯士軍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在軍隊中建立了參謀本部製，用參謀的集體智囊協助統帥進行決策。1828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傑克遜，任用了一些人才，並經常和他們在白宮的廚房內討論國家大事，決定大政方針，形成了所謂的“廚房內閣”。
古代曆史上雖然智囊輩出，並形成一些智囊製度，但那時往往是以個體方式，憑自己的經驗為決策者服務的；而現代智囊團的產生，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市場競爭空前激烈，現代管理決策者麵臨著目標多樣、結構複雜、功能綜合、內容廣泛、變化迅速的嚴峻局麵。決策問題的綜合性、複雜性以及隨機性，決定了必須依靠具有多學科知識和技術的專家組成的智囊團來承擔。英國在1913年成立了谘詢工程師協會，這是現代谘詢的雛形；美國在1916年創立了布魯金斯學會，於1919年又創立了胡佛研究所，這兩個綜合性政策研究機構，是當代智囊團的發軔。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美國軍隊參謀機構的工作，後來發展成為一個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的美國蘭德公司，被譽為西方世界智囊團的開創者。
智囊機構介入政府決策已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個重要政治現象。據資料顯示，當今世界共有智囊機構4500個左右，其中約2500個在美國。在我國，知識界影響政府政策早就形成傳統。近年來，我國民間智囊機構發展迅速，規模正在逐步擴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戰爭不僅是武力的對抗，更是知識和智力的較量，如何有效動員民間智囊機構為戰爭服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民間智囊機構的動員價值不容小覷。民間智囊機構聚集了大量的專家學者，研究視野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他們能夠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綜合分析，提出有價值的國防建設思想，甚至提出針對性很強的軍事作戰指導原則，從而為決策層作決策，提供重要依據。美國很多軍事戰略都出自民間智囊機構，比如導彈防禦係統建設就是吸收了民間智囊機構的建議，在小布什上台前，包括蘭德公司、傳統基金會等智庫每年都要發表200多份研究報告，不停地為建立導彈防禦係統製造輿論。此外，民間智囊機構還能憑借非官方的角色，在信息溝通和外交談判中發揮獨特作用。比如，為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民間智囊機構可以用非官方的身份，自由出入第三國，參加有關學術研討會，在參與會議的同時，能發揮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發揮不了的作用。當前，這種“第二軌道”已成為公認的對外溝通渠道。我國的思想庫建設目前還處在起步階段，重視程度不夠，建設質量不高，“信息通道”不暢，“二手信息”嚴重，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還普遍存在著。麵對現代戰爭中日趨激烈的智力較量，在大力加強軍隊智囊機構建設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民間智囊機構的重要功能。必須著眼我國軍事戰略的整體需求，切實抓好民間智囊機構的動員準備，以構建軍民結合、互補互促的國防政策智囊體係，為“打得贏”提供決策和謀劃支持。無論是個人提供決策支持，還是借助思想庫、智囊團來提供決策支持，抑或是通過其他途徑提供決策支持，“先謀後動”的原則始終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