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後，追求新的藝術創新的欲望折磨著何其芳，使他發現了這小小的藝術泥巢的傾斜，而現實的殘忍一再將他從夢境中驚醒，他終於陷入了苦悶期（1933―1935）。他“偏愛的讀物也從象征主義的詩歌，柔和的法蘭西風的小說換成了T.S.艾略特獲的絕望的枯澀的語言，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受難的靈魂們的呻吟”。在此影響下，何其芳詩歌中浪漫幻想的天地改變了顏色，明豔的色彩和溫馨的氣氛消失了，代之以濃稠的愁苦情調。其詩作也從幻滅的愛情走進了《預言》卷二“荒涼的季節”。他充分感受成人的憂鬱，“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柏林》），他再難留戀於花香與月色織就的柔美夢幻中，目光開始向《古城》遍是風沙、野草與霜雪的荒涼延伸，有了一個個“風沙日”和“失眠夜”，輾轉反側的結果是陷入了對現實浸滿悲哀苦惱的不滿怨訴中。他厭惡戰爭，預言世界將在沉默中爆發一股熱力（《短歌二》）。他“曾看見石獅子流出了眼淚”，再現出下層民眾陰暗無望的生活圖景。他凝視現實世界再回首往昔，“朦朧間覺我是隻蝸牛/爬行在磚縫/迷失了路”（《錯》），開始否定自己的盲目與過失。縱觀《預言》卷二中的詩，盡管仍是抒寫個人的愁苦，但卻少了刻意的雕琢，多了對現實人生的關照，滲透著對人類深沉的終極關懷。
隨著抗戰炮火的日益臨近，現實生活的苦難使何其芳不能繼續沉湎於美麗而飄渺的幻想，多情而略帶感傷氣息的幽思也難以適應全民抗戰的時代需要。在《預言》卷三的最後一首詩，寫於1937年春的《雲》中，詩人表示：“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我情願有一個茅草的屋頂，/不愛雲，不愛月，/也不愛星星。”作者懷著這樣與往昔訣別的決心，改變了過去那種徘徊低吟的狀況，在抗日民族戰爭的推動下不斷努力調整自己的創作，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就整體而言，重慶這一時期的新詩屬於開創與初步發展階段，囿於地域文化條件，與全國的新詩創作的現代化發展相比較，有整體滯後的趨勢。雖然重慶詩人順應曆史的潮流，創作詩歌時既關注詩的時代內容，也注重詩的形式實驗，還未能形成具有時代水準的地域藝術風格特征。但這並不排除一些有才華的詩人，開始在中國現代詩壇上嶄露頭角，產生全國性的影響。總之，這一時期的重慶詩歌創作，形成了良好的重慶現代詩歌開端，並為重慶抗戰詩歌――重慶現代詩歌發展的第一次高潮的到來作了必要的人才和藝術準備。
20世紀初期的重慶小說
第一節 清末民初社會文化轉型與重慶現代小說的興起
小說，曆來被封建士大夫們視為“街談巷議之說”，一直不能登傳統文學的大雅之堂。因此，小說在重慶古代文學的曆史長河中，幾乎無跡可尋。直至19世紀後期，特別是1891年重慶開埠以後，隨著清末民初社會文化的轉型、現代傳媒的出現與新式學堂的興起，小說在重慶文學族群中，才開始出現。但由於小說創作與閱讀需要相當廣博與深厚的市民文化基礎，而這正是重慶作為封閉的內陸城市所缺乏的。因此，從晚清到民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重慶的小說創作甚為寥落。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對重慶的社會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產生了劇烈的衝擊。在反對舊文化、傳播新文化的過程中，作為當時現代傳媒的各種報刊大量湧現，大量的新式學校應運而生。這有力地促進了20世紀初期重慶小說的興起。由於重慶碼頭文化的集散型特征，使得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各種日報副刊成為這一時期重慶小說的主要載體，同時也規定了重慶小說形式主要是短篇小說與微型小說，追求內容的現實性甚至新聞性，現實主義成為重慶小說創作的主流。
20世紀初期，是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階段，在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侵略下，加上封建軍閥的野蠻統治，中國社會迅速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村經濟破產，各地軍閥之間戰禍不斷，社會矛盾空前尖銳。這一社會曆史畫卷在本時期的重慶小說中得到了真實而具體的體現。
白梅居士的小說《鄉居雜感》、文風的小說《饑餓的人》、抱齊的小說《旱》，從不同方麵描繪20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農村的種種社會狀況，農村經濟的凋敝破產，地主、保甲長的無情盤剝與巧取豪奪，農民生活的困苦與艱難，即使在豐收年景也釀成災難，遇上天災的年景，更是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其中，汝恕的《潰堤》以1931年發生在江南的大水災為背景，用寫實的手法描寫了長江下遊某縣潰堤的故事，寫出本來生計困苦的農民，在滔天的洪水肆虐之下，人亡家破、妻離子散的慘狀。在政府與地主的雙重壓榨下，為了交納沉重的苛捐雜稅，有的農民甚至鋌而走險，演出攔路搶劫以完租稅的荒誕戲劇。
鄉村世界經濟破產，民生凋弊。而都市社會，有富人的紙醉金迷，有下層民眾的痛苦掙紮。重慶作家的筆觸，更多地落在下層民眾困苦生活的揭示上。白葉的《小車夫》寫了一個年僅十六七歲的瘦弱少年，為了家庭的生活，不得不拉人力車為生。作者以人道主義的情懷，表達了對小車夫受到兵痞的欺淩，生計受到公共汽車的競爭威脅時的同情，並真心地祝願：“啊車夫啊！我祝你們從曲線的社會中，時代的車輪下，創造你們的生活。”刊載於1933年10月24日《新蜀報》文藝副刊《新蜀報副刊》。棼聲的小說《崗上的一夜》，描寫了那時重慶妓女的悲慘生活。作品通過一個客人的經曆寫了一個女孩如何受騙而淪為妓女的過程，同時寫出這些可憐的妓女在皮肉生涯中，渴望真實感情與正常的家庭生活，由此揭露社會的罪惡。毛一波的小說《九小姐》則寫了一位女孩“九小姐”――中國式的“茶花女”，一麵與師長、政府大員在歡場周旋，一方麵又與青年劉小春真誠戀愛。作品寫出畸形的社會與分裂的人格對九姑娘的折磨與摧殘。
如果說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的生活是悲慘的，那麼處於封建家庭中的婦女則是壓抑與不幸的。東原的小說《弱者》，通過女主人公“她”的遭遇，描繪了中國婦女深受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壓迫。作者不僅描繪出她們的不幸與苦難遭遇，而且還寫出了她們的掙紮與反抗刊載於1924年2月22日《商務日報》文藝副刊《藝林》。這顯示出當時重慶作家對於婦女問題的關注並不僅僅停留在人道主義的同情層麵，而是上升到從社會進步的角度，揭示問題的高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還是一個社會動蕩軍閥割據的時代。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所進行的罪惡戰爭，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玄古的小說《因風起》就是以軍閥戰爭期間的拉夫為題材，寫軍閥士兵的凶橫殘暴，鬧得街市雞飛狗跳。不能逃脫被拉夫的人則是飛來橫禍，而其家庭往往慘遭不幸，人亡家破。刊載於1933年7月24日《新蜀報》文藝副刊《新蜀報副刊》。張宏熹的小說《莫臣武的死》揭露了兵匪內訌、百姓遭殃的現實，其社會批判意識溢於言表。刊載於1933年9月3日《新蜀報》文藝副刊《新蜀報副刊》。
另一方麵，沉重的壓迫，必然激起強烈的反抗。金滿成的小說《隱藏著的力》表現了不堪苛捐雜稅重負和不能忍受壓迫的農民成福，在瘋狂的狀態下爆發出“隱藏著的力”，用鋤頭砍死了敲詐勒索他們一家的“催款委員與差狗”――楊玉芳和王順。小說的結尾似乎在暗示著農民的一條唯一的出路，就是激發出自己“潛藏著的力”，對壓迫進行絕死的反抗！因為“任何一位農夫若果用一把鋤頭隨便砍死這委員或走狗，實在也是一種人民自衛的方法”刊載於1933年8月4日《新蜀報》文藝副刊《新蜀報副刊》。
農民和知識分子，是中國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兩類重要人物。重慶作家在關注農民苦難命運與掙紮反抗的同時，也在探討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1924年前後，是“五四”運動的落潮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陷入了一時找不到出路的苦悶與彷徨之中，表現在文學上，鬱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甚為流行。履謙的小說《一對失戀者的末路》，通過受“五四”個性解放思潮影響的慕安與佩安，追求自由戀愛而招致家庭反對，在封建家長的蠻橫幹涉之下終於走向了自由戀愛的末路而釀成悲劇的描寫，渲染了“五四”落潮時期封建勢力的回潮與強大。小說充滿了難以釋懷的感傷與哀怨。彭心雪女士的《伊底一生》，則通過女主人公患病日重一日而顯得“憔悴可憐”，表達出無限失望而厭世的情緒，麵對海景生出無限的人生感慨：“潮兒嗬！你莫憑著一時落日的聲勢，翻現出無限的人生幻景，終究是一樣的空虛喲！”刊載於1923年3月《商務日報》文藝副刊《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