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初期的重慶散文
散文在古代最初與駢文、韻文相對，“非駢即散”、“無韻即散”，範圍非常寬泛，又被稱為“文學的母體”。後來逐步發展，範圍漸漸明確，被稱為“小品文”。20世紀以來，現代散文的興起與白話文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逐漸形成現代白話散文。文學性散文常常被稱作“美文”，並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漸漸成為與詩歌、小說、戲劇並稱的四大文學體裁之一。現代散文往往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活潑多樣，但一般都包含著真情實感，不事虛構，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其中部分散文作品在今天看來實際上超出了所謂“美文”的範圍，有的甚至類似政論文的散體作品以及論辯、雜著等，因其富有文采和藝術感染力，以及在當時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也包含在本章“散文”範疇內。
第一節 20世紀初期重慶散文的興起與發展
清朝末期的中國，正處於一場何去何從的民族危機的旋渦中。西方文化的撞擊與列強瓜分的危機，震動著無數人四處奔號，尋求出路，各種思潮迭起。重慶雖身處內地，但開埠之後在“西風東漸”和維新思潮的雙重影響下，救國圖存的思想與活動仍然風起雲湧，熱血的社會活動家作文、呼號，創辦不少刊物，變革維新的散文隨之而湧現。許多新思想的探討與傳播，都是通過白話散文來實現的。除了部分公開出版的著作外，更多的散文見於本土報刊之上，尤其是本地報紙刊物，成為散文最為集中的陣地。
在重慶20世紀初的散文史上，散文刊發陣地以“巴蜀報業第一人”宋育仁於1897年11月在重慶創辦的《渝報》為代表，而散文作品以鄒容的《革命軍》產生的影響最為巨大。
《革命軍》在上海出版之後，當時正在上海的重慶著名革命黨人、進步青年卞小吾，深感重慶地處內陸邊陲，交通不便，民智未開，於是及時將《革命軍》、《警世鍾》等革命讀物數百本帶回重慶，與楊庶堪等人一起，廣泛宣傳革命精神，喚醒民眾，開啟民智，並積極創辦報刊。
1903年，楊庶堪、朱蘊章等人在重慶創辦《廣益叢報》，以“樹新風，振民氣”為宗旨，刊發大量文章，在傳播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傳遞國內外信息、推動重慶辛亥革命的發展等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10月，卞小吾創辦《重慶日報》。這是重慶及四川第一家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意義上的報紙。該報致力於宣傳西學和民主思想，成為重慶又一文化陣地。卞小吾時常親自撰寫文章，提倡“婦女天足及男女平權”等新思想，並不斷針對當時清政府的惡行發表尖銳評論進行抨擊。但是1905年4月29日，卞小吾在《重慶日報》上發表的《老妓頤和園之淫行》一文，影射慈禧的荒淫無道，激怒了慈禧；6月1日，《重慶日報》被查封，卞小吾被捕入獄。
1904年，重慶總商會成立，並於10月17日創辦《重慶商會公報》，很快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報刊之一。該報兼容性較強，雖然是重慶總商會的機關報，但卻不是一個純商業性報紙。它宣傳改良，宣傳科學技術，揭露專製腐敗，宣揚愛國精神，所刊發的不少散文雜文在當時廣大市民中引起強烈共鳴。
1916年同樣由重慶總商會創辦的《商務日報》亦以其思想內容的進步性成為重慶一家發行量大影響力強的報紙，尤其是“藝林”這一文藝副刊陣地，刊載大量文藝作品。胡適、錢穆等均在上麵發表過散文，介紹新文化，傳遞新思想，成為重慶又一重要文化陣地。大量文章都在當時引起民眾的反響，如董亦湘《介紹一個印度農民的率導者摩達邏》係列、胡夢華《整理舊文學與新文學運動》、錢穆《伊壁鳩魯與莊子》、子生《中國今日大多數青年們底通病》、洪瑞釗《月的罪惡》、老梅《男女問題討論》係列、周靈均《近代文學的思潮》以及《自然與神秘》、《科學談》、《細菌和人生的關係》、《羅素論中國之將來》等等篇章，無不在介紹和交流新文化新思想方麵起到重要作用。《重慶商務日報》至1950年1月停刊。
1921年2月1日，《新蜀報》在重慶創刊。社長陳愚生，總編輯劉泗英。1922年，重慶巴縣人周欽嶽與陳毅以及革命先驅肖楚女等人都曾被聘為該報主筆，發表大量文章宣傳新思想，使《新蜀報》成為革命者的喉舌。後來陳毅去北京以後，仍然將10多萬字的雜文、小說等寄回來發表。一時間，《新蜀報》成為重慶地區宣傳救國救民、擁護共產黨、大造革命輿論的陣地。1935年後周欽嶽出任《新蜀報》社長，一係列大刀闊斧的整頓措施更是使《新蜀報》以言論正確、內容豐富享譽報壇。《新蜀報》副刊還專門開辟《辨論舞台》專欄，以供自由發表議論，《關於謾罵與批評的討論》、《揭開“幽默文體”的麵具》等展開的一係列的討論一度如火如荼。1945年6月，《新蜀報》被國民黨政府霸占版麵，周欽嶽憤而離職。
上述這些報刊是20世紀初葉重慶本土的主要報刊，也是重慶早期白話散文的主要集中地。雖然它們風格各有不同，但是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卻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議論性強。大量評論性文章旗幟鮮明地針砭時弊，傳遞新思想，喚醒民眾。同時在繼承《渝報》的辦報風格基礎上，還強調了新聞傳遞功能、政治宣傳功能、娛樂消遣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如《商務日報》在民國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起刊發的北大教授陳啟修由莫斯科寄來的《遊俄報告》，介紹了當時俄國教育、經濟、文化等方麵的情況，實際是今天的新聞通訊。又如《重慶商會公報》，所設欄目除了商情、商史、物價等商業信息之外，還包括有餘談、拾遺、小說、調查、紀實等，使得很多富有生活氣息和文化氣息的散文作品也普及至人心。還有《廣益叢報》的欄目設置，也囊括了政治、文化、外交等眾多領域，在信息量和對民眾的影響上也是深遠廣闊，極大開闊和豐富了當時民眾的視野和生活，促進了重慶近代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