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散文類作品外，20世紀初期還有一些其他類型散文值得關注。比如實用型散文。疏啟類、書信類的一些作品，均可以成為反映當時政治風雲與時代風潮的一麵鏡子。餘棟臣（1851―1912，今重慶大足人）的《起義軍檄文》、《起義軍告示》是反洋教鬥爭的號角；張培爵（1876―1915，今重慶榮昌人）的《通告統一蜀軍書》是審時度勢的肺腑之言；楊庶堪（1881―1942，今重慶巴南人）的《辦團治匪布告》是精練表達治省治匪思想的公文……這些公文作品亦當屬20世紀初期大散文的範疇。書信類的散文作品則有吳芳吉（1896―1932，今重慶江津人）的《答某生》，以長者身份給“某生”的複信，諄諄教誨，循循善誘；楊庶堪的《致熊克武書》、《致廖仲愷書》，與友人的論事交流，推心置腹，細述憂思；張森凱（1858―1928，今重慶合川人）的《致楊滄白書》，與滄白共訴悲憤之情，由衷之曲……這些當時的書信文體皆成為20世紀初期重慶散文發展文庫中的重要篇章。
雖然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散文主要體現為雜文、政論文與實用文體，以及介紹新文化新思想的論著文章，且較為龐雜散亂，不如詩歌與小說、戲劇那般殷實奪目，但是仍有一些著名的文學藝術家，在重慶現代散文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跡。
第二節 宋育仁與《渝報》
20世紀在重慶開新聞報刊業先河者，在重慶最早激蕩維新思潮者，首推光緒朝進士宋育仁。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又字雲岩，改良思想家、散文家，被人稱為巴蜀大地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讚，著意考察西方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積極策劃維新大計。回國後，參加維新組織“強學會”。他於1897年11月在渝創辦《渝報》。這是重慶曆史上第一家愛國雜誌，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最早創辦的白話報紙之一，樹起了維新宣傳的旗幟，興起了四川、重慶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該報為旬刊冊報，每冊約30頁，設有上諭恭錄、總署奏折、譯文擇要等欄目。今天看來，它不像新聞報紙更像是雜誌刊物。它最大特色和貢獻在於發表時論文章和譯文，開闊巴渝人的視野，疾呼救亡圖存，鼓吹維新變法，所發表《複古即維新論》、《經史之學與西學相為貫通》等文章，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觀維新改革，在當時的重慶思想界引起較大反響。這些散體文章均屬廣義上的散文，但從形式和內容上都對傳統文化有著較大突破，深受當時進步人士的歡迎，最多時發行量達到2500份。但1898年，隨著宋育仁應聘離渝赴蓉，《渝報》出至16期即停刊，但對之後重慶散文的影響業已形成。
作為有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宋育仁自身的散文創作也具有鮮明特色。他大量宣傳維新變法的著作多以散文形式出現，如《時務論》、《采風錄》、《借籌記》等宣傳維新變法的議論散文和考察報告，促進了巴蜀兩地人的思想解放，也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這是宋育仁散文創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類作品。例如在《時務論》中，他效仿歐洲君主立憲政體，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張，並提倡以發展民族工業來抵製外國的經濟侵略。宋育仁大膽的言論當時震驚朝野，也使他成為眾官員中很惹眼的人物。1889年，光緒舉行親政、如冠、大婚三個大型典禮，宋育仁獻上了一共兩萬多字的《三大禮賦》。光緒對他的文采稱讚不已，官員們都在驚歎：“二百年安有此才？”而《采風錄》，則是宋育仁出國考察之所得。1894年，在禮部尚書孫旒的推薦下，宋育仁出任駐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公使館的參讚，也即是現在的外交官。宋育仁利用這個機會，往來於巴黎、倫敦等大都市之間，和西方的許多政治家、大學博士、記者交上了朋友。他細心考察西歐各國的情況，注意研究各地的政治模式、經濟狀況、教育水平和風土人情，並寫成《采風錄》四卷，詳盡地記下考察所得。《借籌記》記錄的是他曾經想籌備精良水師，直攻日本長崎，不想突然中日議和，而中途流產的這一事件過程和壯誌未酬的無限憾歎。
另外，宋育仁也寫下不少深含情韻的抒情序跋和文評詩話，如為其妾蘇州女子繡絲而作的《悼繡姬詩序》，情真意切，淒婉悱惻，包含血淚，哀思不絕；駢散結合的句式和典故的運用，使文章富有節奏，內蘊豐富，極具感染力。而他評述唐代詩家詩作的《三唐詩品》，則言約意遠，隨意流暢，學味濃鬱，不失為散文大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