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鄒容與《革命軍》
鄒容（1885―1905），字蔚丹，重慶巴縣人。幼時聰明好學，後入重慶經學院讀書，因思想開化，常大膽抨擊舊學，以致被除名。1901年夏，鄒容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的名額，但由於思想激進，臨行前被當局取消資格。次年他衝破重重阻力，自費前往日本，開始留學生涯。在日本期間，他大量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常以犀利悲壯的演講言辭激勵眾人，被公認為革命分子。1903年回到上海後，他與章炳麟結為忘年交，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並且滿懷革命激情，寫下了“宣傳革命之旨於天下”的戰鬥檄文《革命軍》。1903年5月，《革命軍》在上海出版，章炳麟為之作序。此書的出版在當時可謂是石破天驚，被當局稱為“此書逆亂，從古所無”。《蘇報》為之廣為介紹，稱為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在後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中，章炳麟被捕，而鄒容勇敢地自投其案以求生死與共，後在獄中被折磨致死，年僅20歲。
《革命軍》一書通篇體現出了鄒容張揚的個性，獨到的風格，犀利的語言，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剛毅勇猛的氣勢，極具感染力和戰鬥力。該書既是鄒容思想意誌的體現，是號召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鬥檄文，同時也是一部閃現著激越光芒的新文體的議論散文。
在內容上，全書分為七章，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目的、意義”、“革命獨立之大義”為全文重點，洋洋兩萬餘言，尖銳、潑辣、全麵抨擊了滿清王朝對內對外之政策，批判封建君主專製，熱情洋溢地宣傳了民主革命思想，並參照美國“獨立宣言”提出了實施革命之大綱，描繪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宏偉藍圖，被文化界譽為是中國的《人權宣言》，在當時引起極大震動，“使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麵赤耳熱，心跳肺脹”；“當無不拔劍起舞，發衝眉豎”《革命軍》出版後不僅立即風行海內外，發行百萬冊，也迅速傳到鄒容的故鄉重慶，為當時的重慶青年廣為傳閱，極大推進了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重慶的傳播。
在藝術特色上，《革命軍》情感熱烈激越，氣勢恢弘磅礴，文辭華美，酣暢淋漓。作者大量運用排比反複的修辭手法和“呼號”手法，直抒胸臆，力透紙背，破嗓裂喉，呼天籲地，極具感染力。在當時的黯淡夜色下，《革命軍》猶如一道閃電和亮光，激起無數人的激昂情緒。
同時，鄒容以《革命軍》鮮明的藝術特色洞開了新文體散文創作的新風尚。鄒容明確主張散文創作要通俗化，以直抒胸臆、直抵民心為主。在他的倡導與實施下，繼《革命軍》之後，感情奔放、語言明晰流暢的新體散文逐步出現，對以往舊體散文形成較大衝擊。因此，《革命軍》一書不僅是在內容上對於中國曆史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在散文創作上尤其是重慶散文史上同樣具有界碑一樣的重要意義。
除了以上作家作品在20世紀初重慶散文史上凸現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著名文學家與其散文作品在20世紀初期的重慶文壇產生過影響。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楊滄白、吳芳吉、何其芳、劉盛亞等。楊滄白（楊庶堪）在《廣益叢報》任主筆時寫過的一些宣傳新思想的文章，以及《論詩絕句百首》等詩論作品。何其芳除了大量詩作之外，1936年也出版散文集《畫夢錄》，且因其散文精美的文筆而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金。何其芳抗戰之後還有散文集《還鄉雜記》、雜文集《星火集》、《星火集續編》等出版。出生於重慶巴縣的著名作家陳翔鶴，主要著作以小說為主，他的散文作品則有《鬱達夫瑣記》、《關於沉鍾社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等。後者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係――史料索引集》中。作家劉盛亞，1915年2月6日出生於重慶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35年去德國留學，目睹德國法西斯的現實罪行，異常憤怒，寫了不少作品寄回國發表。如揭露德國法西斯的散文《？字旗下》等。後來劉盛亞成為重慶文壇一位專業作家。解放後在重慶文聯從事專業創作，除了大量小說創作之外，還出版散文集《不自由的故事》等作品。
從20世紀初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這段不長的曆史進程中，重慶文化經曆了巨大的變化，突破封建閉塞的文化，轉向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新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湧現了許多思想家文學家。而這些文學家思想家，利用新辦的進步報刊等窗口，利用手中的筆，更重要的是利用散文這一自由寬泛的文體，傳遞思想的火炬，宣揚民主，鞭打醜惡，介紹新文化。雖然現在我們已不能更詳盡地閱知那些篇章，雖然有些文章囿於時代原因有其曆史局限，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散文在這一階段對重慶文化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它所帶進的新思想新文化對當時民眾的衝擊是巨大的，它成為重慶文化浪潮中躍動的浪花，記錄著當時最鮮活的思想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