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踉踉蹌蹌地走進花園，我緊走幾步要跑回家去，自然，是要向母親麵前去複命。剛進大門，正喊了一聲“娘”，糟了，花園裏出了亂子，父親在那裏吵鬧呢。“好畜牲，好大的膽的羔子！該死的，該宰的！”父親這樣怒喊，同時又聽到撲擊聲，又間雜著小羊的哀叫聲。我馬上又跑了出去，母親也跑出來了，家裏人都跟了出來，一齊跑向花園去。鄰居們也都來了，都帶著倉皇的麵色。我們這村子總共不過十幾戶人家，這時候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聚攏來了。我很擔心，惟恐他們疑惑是我們家裏鬧事，更怕他們疑惑是父親打了母親，因為父親醉了時曾經這樣鬧過。門口頗形擁擠了。大家都目瞪口呆，有些人在說在笑。父親已躲到屋裏去休息，他一定十分疲乏了。花園裏弄得天翻地覆，籬笆倒了，芸豆花灑了滿地，荷花撕得粉碎，幾條紅魚在淤泥裏擺尾，真個落紅遍地，青翠繽絕，花呀，菜呀，都踏成一片綠錦。陶淵明詩集，長的煙鬥，都睡在道旁。在牆角落裏，躺著一隻被打死了的小羊，旁邊放著一條木棒，那是籬笆上的柱子。大家都不敢到父親屋裏去，有的說，“羊羔兒踢了花呀。”有的說，“醉了。”又有人說，“他老先生又發瘋啦。”其中有一個衣服襤褸的鄰人，他大概剛才跑來吧，氣喘喘地，走到死羊近前，看了一下，說：“天哪！這不是俺那隻可憐的小羊嗎！”原來父親出去時，不曾把園門閉起；不料那隻小羊遊蕩進來，以至於喪了生命。我覺得恐怖而悲哀。
明晨，父親已完全清醒了，對於昨天的事，他十分抱愧。他很想再看看那隻被打死的小羊，但那可憐的鄰人已於昨夜把它埋葬了。父親吸著他的長煙鬥，沉重地長歎一口氣，“我要賠償那位鄰人的損失。”雖然那位鄰人不肯接受我們的賠償，但父親終於實踐了前言。然後，他又親手整理他的花園——這工作他不喜人幫助——就好象不曾發生過什麼一樣的坦然。多少平和的日子過了，父親的花園又燦爛如初。
直到現在，父親依然住在那花園裏，而且依然過著那樣的生活：快樂，閑靜，有如一個隱士。但是有點衰老了，有些事，便不能不需要別人的扶助。
先母事略
周作人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這年，在我是一個災禍很重的年頭，因為在那年裏我的母親故去了。我當時寫了一篇《先母事略》，同訃聞一起印發了。日前偶然找著底稿，想就把它拿來抄在這裏，可是無論怎麼也找不到了，所以隻好起頭來寫，可能與原來那篇稍有些出入了吧。
先母姓魯，名瑞，會稽東北鄉的安橋頭人。父名希曾，是前清舉人，曾任戶部司員，早年告退家居，移家於皇甫莊，與範嘯風（著《越諺》的範寅）為鄰，先君伯宜公進學的時候，有一封賀信寫給介孚公，是範嘯風代筆的，底稿保存在我這裏，裏邊有“弟有三嬌，從此無白衣之客；君惟一愛，居然繼黃卷之兒”是頗有參考價值的。先母共有兄弟五人，自己居第四，姊妹三人則為最小的，所以在母家被稱為小姑奶奶。先君進學年代無可考了，唯希曾公於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去世，所以可見這當更在其前。先母生於鹹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四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七歲。先母生子女五人，長樟壽，即樹人，次壽，即作人，次端姑，次鬆壽，即建人，次椿壽。端姑未滿一歲即殤，先君最愛憐她，死後葬於龜山殯舍之外，親自題碑曰，周端姑之墓，周伯宜題；後來遷移合葬於逍遙，此碑遂因此失落了。椿壽則於六歲時以肺炎殤，亦葬於龜山，其時距先君之喪不及二年，先母更特別悲掉，以椿壽亦為先君所愛，臨終時尚問“老四在哪裏”，時已夜晚乃從睡眠中喚起，帶到病床裏邊。故先母亦複懷念不能忘，乃命我去找畫師葉雨香，托他畫一個小照，他憑空畫了小孩，很是玉雪可愛，先母看了也覺中意，便去裱成一幅小中堂，掛在臥房裏；搬到北京來以後，也還是一直掛著，足足掛了四十五年。關於這事，我在上麵已曾寫過，見第十八章中，所以現在從略了。
先君生於鹹豐十年庚申（一八六○）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紹興所謂剛過了本壽。他是在哪一年結婚或是進學的，都無可考，或者這在當時隻用活字排印了二十部的《越城周氏支譜》上可能有記載。但是我們房派下所有的一部，卻給國民黨政府沒收了，往北京圖書館去查訪，也仍是沒有下落。先君本名鳳儀，進學的名字是文鬱：後來改名儀炳，又改用吉，這以後就遇著那官事。先君說，“這名字的確不好，便是說拆得周字不成周字了。”但他的號還是伯宜，因為他小名叫作“宜”。，先母平時叫他“宜老相公”——查《越諺》卷中人類尊稱門中有老相公，注雲有田產安享者，又佃戶亦常稱地主為收租老相公，意如是稱謂當必有所本，唯小時候也不便動問，所以這緣故終於不能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