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比我們高兩個年級。”風子含笑對我說。我瞥了她一眼，她的笑意就是我洞悉她的鑰匙。我們之間沒有秘密。那時候是秋天，天高雲淡。葉子還沒有開始落，下午已經起風了。風一吹操場塵土飛揚。我帶著綢子的一塊錢一條的紅領巾，風子的紅領巾是兩毛五一條的，布的。我們倆的紅領巾都已經快成碎布條了，風一吹迎風飄擺不定。風子把一根布條咬在牙齒間，眼光穿過睫毛。直到很久以後我回想這一幕，總覺得她的眼光不太像孩子的。她有一排透明而齊整的牙齒，有很好的光澤。空氣中幹燥的秋天氣息，要把我們身上的水分吸幹了。
八
我對風子的記憶斷斷續續，零零散散，沒有章法。關於她的父母、家境和身世我也記憶模糊，也許她是沒有父親吧。但她的確長得好看，眉目之間有一股媚氣。現在她依然對自己的過去心懷崇拜，恨不能身外化身，拍著自己肩膀誇耀自己美麗。但我看著風子現在的模樣，卻很難想象她年少時的輪廓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我們對視的時間越來越長，我們的麵容日漸清晰—我、風子以及風子們和安子們生於後毛澤東時代。我們認真上學，規範生活，父母健在，工作順利，大學畢業以後在江湖上混世界，經曆豐富多彩、驚心動魄的情感生活。
在新世紀在第N個年頭我和風子經常見麵。我再見到風子的這天，正巧是風子的30加N歲的生日。風子的生日正是21世紀的某一個聖誕夜。
今年聖誕，一個朋友家裏招呼了一百來人，幾間首尾相接的小平房裏黑壓壓一片，擠得像公共汽車。午夜時分，這幫家夥喝得也差不多了，為了製造一點羅曼蒂克，就照例滅了燈點起十幾隻蠟燭，放起了音樂開始相擁起舞，跳的是文人們擅長的兩步。荔枝紅的燭光下，一團團黑影影影綽綽，蠕蠕搖動，多少帶些恐怖意味。屋外慘白的月光透過一格子一格子的榆木窗欞斜照進來，人物的怪誕舞姿就成了剪影，而靠近燭光的人則在牆壁上被無限放大。這時候音樂狂燥起來，牆上的多餘人物漸漸退去，隻餘一個出神入化的女子，她的頭發飛揚，身體似乎也要爆裂開來，這時在音樂裏跳舞不像是音樂為她伴奏，倒像是她渾身的勁力揮舞出的無數音符，五顏六色亂紛紛地落下。周圍的風子們和安子們爆笑和尖叫，有人吹尖厲的口哨。每一個人都似乎變成了離了軌的星星，相互一碰撞就燃起一簇鬼火。然而情形忽又急轉直下，嘻嘻哈哈走上兩個人，說：“風子，別一個人跳哇，一塊跳一塊跳。”他們倆一前一後將風子包圍。一人在前攬住她的腰肢，一人從後撫住她的雙臂，三人張開一個蚌殼的角度。男人自是暗淡無光，風子可是搶眼的猩紅色，像是張開口吐出的蛇信子，嘶嘶有聲，嚇得周圍的女人們翻了白眼，男人咽著口水。風子卻有說有笑的不大當回事，還麵色從容地嚷：“你們怎麼了？也跳哇！”
瘋狂的風子回來時恰是寒風冬月。她大大咧咧地對我說：“跳舞！是場運動啊—當你把一切當做運動之後，你就覺得一切是為了你自己了。”
風子把一切都當做運動，並且身體力行。反正風子按照樂觀原則，信奉行動主義，也算是個形成了自己的哲學體係，並期望都市女子們都是她的理論的追隨者，她好做個精神領袖。她堅信“坐懷不亂”就是坐在別人懷裏不亂動。致於養精蓄銳、銳不可當、鞭長莫及和切膚之痛，都用於形狀男女的性焦慮。被氣死的理論家咽氣以前一定會爭辯說，風子的錯誤，是“將公共話語在私人框架下進行了個體理解，並放大到社會領域”，“是對傳統文化的涉犯和侵略”！
九
下午的院落是我們的。陽光下茂密的枝葉籠罩出一片浪漫的濃蔭。運動項目如跳皮筋，砍包，豬拐。遊戲在空氣中散布遠遠近近的磁力，如同炒菜的香味一樣在整條胡同裏流傳，一會兒就聚攏一大幫孩子，哪一項遊戲都被玩得氣急敗壞、登峰造極。
“手心手背分撥！”孩子們喊。
我們都穿著側扣盤的白塑料邊的布鞋，圍一條紗巾，戴著套袖，辮子梳得橫七豎八。風子是全能冠軍，各項遊戲的成績堪稱優異。風子一隻手張開，放在背後悄悄做個手勢，我和冬雲秘密偷笑，心照不宣，和孩子們頭低頭聚攏一處。散淡的雲朵和茂密的枝葉組成不規則的畫框，俯看這一群孩子就是一朵花，小小的身體和幾顆圓腦袋組成花瓣，手心手背是深淺不一的花心。孩子們一哄而散，如花瓣四散。我們仨永遠是密不可分的一小撮，聯合起來無往不勝。
那些包是自己縫的。用六麵小碎花布縫製成一個正方體，收口時往裏灌進沙子或者小米。它是一顆柔軟的子彈，被兩名狙擊手有力地拋來拋去。它所追蹤的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從一側迅速躲到另一側。技術高超的孩子接住它算是救同伴一命。但最終他們一個個被擊中，犧牲，沙包也被彈飛了。
男孩子不玩這些，他們人多的時候玩抓特務、撞拐或者騎馬打仗，人少的時候拍三角玩彈球。誰擁有更多的煙盒和彈球就是富翁。二騷子因為別的男孩子不跟他玩，就跟女孩子湊在一起。我們每次跳皮筋都帶上他，他一跳就壞，永遠是抻皮筋的最佳人選。
“我趁一筐小人書：《敵後武功隊》一整套，有《銅柏英雄》，還有《兄弟民兵》！你趁幾本？”有人自是得意非凡，趾高氣揚，鼻子上卻是一抹黑。“去你媽的！”他們表示快樂和憤怒時使用同樣的話語。他們以聲調和音量區分著情緒。
我們有時候也用糖紙玩“放電影”：把攢的那些花花綠綠的糖紙夾在一個紅皮本子裏，打開它眼前就熠熠生輝。我和風子各拿一些圖案鮮豔的糖紙，在院子的一個角落挖幾個寸方的小坑，糖紙放進去，再用一小塊碎玻璃蓋住。過幾天，也許在一個暗紅的黃昏，拂開玻璃上麵的浮土，晶亮的玻璃裏登時五彩斑斕，光芒四射。
那兩年前後的夏天，王府井開始賣五分錢的奶油冰棍和紅果冰棍。我和風子、冬雲常常吮著冰棍滿街亂逛。常常有男孩子騎輛破自行車，擦著我們身邊掠過後，回頭看一眼，留下丁零當啷一陣濫響。
有一天放學，冬雲對我和風子說：“到我家練車吧。”冬雲她們家有一輛破舊的二八女車，鳳凰的，她媽媽要擠公共汽車，它就在家閑置。冬雲媽媽在一家百貨商店糕點部。那時候商店裏的點心除了雞蛋糕、薩其馬、還是桃酥和江米條，還有一種很酥的小圓餅，中間點一顆紅點。柿餅我們誰也不愛吃，要是果丹皮還湊合。她媽媽常常把點心渣以處理價買回家來，放在大鐵餅幹筒裏。我們以前也去過她們家偷吃過幾次，反正冬雲做人大方。我還記得餅幹筒上的香港明星，諸如米雪、鳳飛飛之類，穿著高領毛衣，紅嘴唇，長睫毛，嫣然巧笑，媚氣十足。
冬雲住在東單三條。胡同深處的院子口東一個西一個的防震棚，把道路收縮得十分狹窄，剛好過一個人，專供練車之用。中午的毒太陽曬得路人沒了行蹤，簡直天時地利人和。我們慌慌張張拖出鳳凰車。它形同一個巨型鐵架，左右歪斜。推至過道處，風子個高，勉強上座，我和冬雲分站兩側，四隻手各抓住前把後座，風子一隻手扶住牆壁一側，三人如古典田間耕作方式，磕磕絆絆，推犁般前進。
風子的運動不得要領，前把搖晃得很厲害，車身一會兒向左倒，一會兒又向右倒。我們不敢讓鄰居的大人發現，不然他們準會多嘴告訴冬雲的媽。埋怨、謾罵、嘻笑，均以低聲。好在窄胡同有房屋的陰涼，否則準會中暑暈眩或者得心髒病。偶爾一隻貓，行走如風，冷不丁“喵”地一叫，從頭頂的房簷橫躥而過。
在腿、腳腕兒、屁股、手臂被陸續磨破以後，我們叫了暫停。冬雲她家很暗，白天也得開白熾燈。那天，我們幾個用鼻子在縫紉機的腳蹬子上找到了美女餅幹筒，用釘子撬開。冬雲自覺地拿來兩隻鐵勺子。我和風子拚搶著把餅幹筒朝向一個相對亮的地方。不出所料，裏麵是一些粉末顆粒，顏色深深淺淺，狀如一筒雜麵——眼睛並不能領會它的妙處，關鍵時刻還得靠嗅覺和味覺。風子用手拈了一大片放在嘴裏，登時體會高潮一般五官變形，陶醉得一塌糊塗。我用勺子狠狠地深挖一舀，抖嗦著放進口中，奶油味和雞蛋味特別濃鬱，好吃得天旋地轉。裏麵還有好多深色的顆粒，我們知道那叫做巧克力。
冬雲用手指點比畫著說：“這兒，那兒。”理性與行動並行，我專挑巧克力密度較大的地方下手。吃得嘴上全是點心渣兒，幾次差點噎死。風子在我旁邊連連咳嗽要水喝。我後來吃過許多山珍海味可口美食，和那一天相比簡直味同嚼蠟。
十
早上樹葉泛著青綠，落滿灰塵，天空潔淨。我和風子同路上學，二騷子在門口等我們倆。“別忘了吃早點！”風子的媽衝我們嚷。我們胡同口就有一家早點鋪，一般油條七分錢，豆漿五分錢。如果不加糖，是兩分錢。我們每天都攥著一毛二分錢，到小吃部裏買早點。屋裏開一方小窗口。桌上的碗還沒收，碗邊豁口甚多，正是一顆顆牙齒的形狀。大批的油條放在一個大竹筐裏，上麵蓋了一層油脂麻花的白布。穿白製服的服務員，虎著臉，神龕一樣站在櫃台裏。人往前擁，以胳膊肘互相製約。如果彼此頂上了也還算客氣。但他們對孩子很好。
“小孩前邊來，別擠了。”哪一個肥胖的大爺或者大媽說。反正胖子多半是好人。以致於多年以後，我仍認為肥胖就是善良的代名詞。
我往前踮起腳，把一毛二分錢不知道通過誰的手遞進去。服務員一隻大手舉著熱豆漿，一邊喊著留神，幫你放在桌上。如果遇上他今天高興，還會給你舀一大勺糖。他的指甲也會浸到豆漿裏，我們卻並不覺得髒。因為碗、木桌子，大長條凳和牆壁都髒、灰暗、破破爛爛。人們坐在肮髒和破敗裏，吃喝得咋咋有聲。
木頭長條凳上一般坐三四個人。“走啦您。”屁股抬起來的時候，熟人說。兩個人的時候，就分坐兩頭。一個人抬起屁股來，另一個人“啪”地坐到地上。“你丫有病啊你！”他撣撣屁股站起來。重音在“丫”上。“你丫才媽的有病！”重音在“你”上。互相憤怒地對視五秒鍾，在七嘴八舌中走掉。
有時候也不吃早點。把一毛二分錢省下來，等攢了一定數目，就買郵票。或者偷著去東華門的餛飩候買一碗熱騰騰的餛飩。
最高興的是星期日吃了早點，跟我媽媽去逛瑞福祥布店。那時候還要布票。櫃台上方有一條電動傳送帶。如果買了布，售貨員開一張票，連同布票、錢，一同夾在夾子上，投槍一樣“嗖”地一投，夾子沿著傳送帶到會計手裏。我的眼睛總是隨著這個夾子走。有時候它在上麵走，我仰著頭跟它走，一不小心就撞到前麵的人身上。有時候好幾個夾子同時在上麵走—萬一會計弄混了怎麼辦？我二年級的時候一直為這件事百思不解。
總之日子無聊。我和風子總是盼著發生什麼事。比如說再地一次震、遊行，老師死了，打雷下雨，或者天下大亂。
唐山地震以後，8月的天氣非常悶熱。北京的餘震並非地動山搖，但是地震以後的慌亂惶恐，卻往往和塵土一同摻雜彌漫。街道上一些磚牆倒了，青灰的磚，散落一地，很多是半塊的，還有塑料布。牆壁的上麵，以白灰書寫大大的“危險”兩個字。一些歪歪斜斜的棚子雨後蘑菇一樣出現，屋頂上鋪了汙七八糟的油氈子。我們穿行在廢墟中間，自然是興奮得很。
“震了！”二騷子的爸在我們院裏常常操著京腔，以巨大的音量大喝一聲，解氣又帶勁。按照新世紀的語言表述，風子的爸在我們院裏擁有話語霸權。他還常常說：“蓋了帽了！”有時候他也說：“操，沒治了！”
“震了、蓋了、沒治了”，經曆了20世紀70年代末的北京人都記得那個年代的語言時尚。另一批人晚上穿了露著大窟窿的破背心聚集在路燈下頭，一邊用蒲扇趕著蚊子一邊說，“都是你們說的，這回真震了吧！震了又蓋了吧，蓋了又沒治了吧……”聲調越來越高，加了得意。這一整套對話在北京的角角落落毫無創意地穿行，我和風子就聽過多少遍了。
街上有很多防震棚，許多人睡到了街上，反正那些天學也不要上了。我和風子滿街亂逛，湊熱鬧起哄，看大人慌慌張張，這自由散漫的日子，簡直是天堂。
9月後開學，王府井小學的體育課，全改成了防震練習。所謂防震練習，就是在課堂上，各就各位。老師小心地把鉛筆盒豎起來。我們屏住呼吸，心跳不已。猛聽見“嘩”地一倒，即刻慌慌張張地鑽到桌子底下去。不小心磕了頭或者屁股事小。每次練習，都有胖的同學因為鑽不進去而哭起來。似乎他們在逃生時候，被無情地拋棄了。
有個胖子的家長是軍幹，跑來學校提議說，防震練習這樣搞怎麼行哪！即使地震了，鑽桌子也不能解決問題，應該練習往門外跑哇。過了幾天，我們的防震練習果然變成了往門外跑。胖子的座位也很快轉移到距離門較近的地方。
我的課桌在前排第二個，距門最近。每一次我都前幾個跑出來。我懷著極大的優越感，回看逃生者們相互擁擠推搡，驚惶失措，醜態百出。每次總有人被踩掉了鞋子，哭叫，或者尿褲子。二騷子嚷得最凶：“別踩我的鞋！別踩！”他殺豬似的叫，褲子已濕了一片。我們趕緊捂著鼻子繞開他。
風子換到了我後麵。有一次我和她在門口肩膀衝撞在一塊，她側一下身，讓我先跑出來。後來即使我們倆碰到一塊她也讓我先跑。風子就是這點好，為朋友不惜命。當時的電影裏，好看的女人都是壞蛋。我可不這麼想。我還是覺得好看的女人好而難看的女人壞。所以不管難看的老師和難看的女生幹部怎麼詆毀好看的風子，我還是和她要好。
前兩天，也就是新世紀某一個年頭的某個夏天的淩晨，我正在家中昏睡。突然感到樓板晃了兩晃。別忘了我是經過防震練習的訓練的，童年記憶瞬間閃回。我機警地立刻抬頭看看吊燈，吊燈上垂下來的玻璃珠子叮當作響，左右搖晃。趕緊跑，我想。但是實在困得要命，隻是一味懶得動彈，所以隻好臨危不懼。看看沒甚動靜，一想算啦，先睡一覺再說，生死由命，隨它去吧！第二天風子給我打電話。她打個嗬欠說：“對……震了……啊哈……天下的事，還是睡覺最重要呀。”
下午上自習的時候，也在教堂裏。外麵上體育課的學生嘻笑叫鬧，不知誰在吹口琴。零散的旋律，每個音都吹不準，有時候是好幾個音一起吹出來，曲裏拐彎，沒腔沒調的。夏天的下午，被烤熱的板結般的空氣，也被吹得鬆動了。
作業很快就能做完。我們用的是田字本。無非抄錄一些很短的課文，比如《毛主席去安源》等。我的字大且有力，框架空闊，力透紙背，HB中華鉛筆的筆尖一會兒就被寫禿了。
課文抄到“毛主席”三個字，這一行卻隻剩下兩個空格。老師說過“毛主席”三個字是不可以分開寫的。我在地上磨了磨筆尖，左右環顧。二騷子正管別人借鋼筆水—他有一支特別值得炫耀的鋼筆，英雄的。我聽見他嘟囔說，要純藍的，不要藍黑的。老師的頭在遠處的窗口映出一個半圓輪廓，舉手半天她也看不見。她永遠在該出現的時候不出現，不該出現的時候出現，和現在環路上的交警一樣。
我覺著還是把“席”字寫到格子裏麵更好看。就在最後兩個格子裏，一筆一畫寫上“毛”、…“主”兩個字，將“席”字換行寫到第一個格子裏。“席”字寫得不好，用橡皮蘸著吐沫擦了又寫，險些把紙擦破了，格子裏一片烏塗的藍。
我旁邊的二騷子探頭張了張，驚叫道：“我們班同學說，‘毛主席’不能分開寫！”二騷子把“班同學”理解成“班幹部”、“班集體”一樣的詞組理解，他說“班同學”的口氣十分古怪。
戴眼鏡的馮老師聞聲而至。俯身看了看厲聲說：“你為什麼不聽話？”馮老師的眼光像兩具探照燈，權威地看著我。我既不表態，也不反駁，脖頸僵硬，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堅硬的冷氣。
馮老師抽出作業本麵向大家問：“老師說過，‘毛主席’可不可以分開寫呀？”
“不—可—以。”他們回答。他們永遠知道老師的問題的指向，可以或者不可以，知道了，明白了，都回答得準確無誤。
屋裏沒有人了。他們在門外玩皮筋和沙包，叫聲和笑鬧聲傳進來。口琴還在吹響，音調依然曲裏拐彎的。一個同學進來拿東西，我瞥了他一眼。他雙手一撐課桌，在椅子之間躥過去，好奇地看了看我。
我被罰抄錄10頁“毛主席”。我的寫字姿勢是最吃力的一種，握筆的姿勢也是最用力的一種—手拿筆很低，幾乎用力擎住筆尖。我的字框架空闊，力透紙背。深深淺淺、大大小小的“毛主席”散布於田格本上—有的多出一個字，有的是空最後一個格，這些字密集而且深刻，一眼望去，直看得人眼暈。
門被推開，我知道是風子，就低頭沒有看她。我能感到她的輕輕的腳步和到我身邊的影子，她的氣息風塵仆仆的，能夠滲透到我的細胞裏去。忽然我的作業本上麵出現一片葉子，一邊卷曲了，一邊還是鮮綠的。一滴一滴的眼淚滴到本子上，把字也洇濕了—我其實本來好好的，受了委屈本來是準備鬥爭到底，但是這時候風子卻要對我好，我立刻就哭得沒完沒了。
教堂頂端的花窗玻璃，透出一方白。慢慢地變成了淺灰，又變成深灰。天漸漸暗了下去，仿佛一扇窗子緩緩地關閉了。
風子是我的朋友。她平時和男生打成一片，班裏的女生也不大理她。有一回上課的時候，風子皮帶露出來了。那時候我們都不穿有皮帶的褲子，穿鬆緊帶褲子。一個男生大叫起來：“給風子一大哄嘔！”班幹部們幸災樂禍，遠遠地冷冷地看著，撇了嘴，偷偷地笑。風子的臉紅了，求助地看著我。我現在還記得她的眼光，求助的，不知所措的，難堪的，還略帶一點憤慨。我當時義憤填膺地站起來，指著那個男生說：“老貓，臭德行！討厭！”我和風子以最大的限度合力白了他一眼，轉過頭去，友誼更加牢不可破。
多年以後的那一天，院子裏的燈光把風子的眼睛映照得一明一暗。風子站在風裏，頭發是忽明忽暗的黑緞子，臉上的妝很濃。忘了哪一個好萊塢的神魔電影裏，一陣風，那兩個機器人的裝備齊整的殼子，四分五裂，爆裂開來，土崩瓦解，鮮嫩的心髒與肢體終於暴露—這就是我和風子。
我們在新世紀重逢之後，再一次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
十一
毛主席逝世以後，我們放了幾天假。秋老虎天氣悶熱。蒙昧狀態的我們倒也不認真覺得。前幾天學校已經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操場上站了許多人，喇叭裏播放著哀樂。我們一臂間隔向前看齊，然後分開站立。我前邊那個同學皮帶露出來了，要是平常大家一定會笑，但是這會兒都哭得很傷心。我心情也很沉痛，很想哭、也很想看一看後麵的左邊的右邊的同學，但他們都把頭低到了肚子上。
一會兒班主任馮老師走過來問我有什麼事。她的眼睛紅得像桃。我說沒事。我想上廁所。她那天倒態度溫和，遲疑地看著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就好了。……
那一陣坐在花前的台階上的，就變成了我和憂鬱的風子兩個人。她的睫毛長極了，穿著和我一樣的側扣盤兒的方口布鞋。我們倆的褲子都是條絨的，比布的要好一些。她還有一件奢侈的金絲絨背心—這是當時最時髦的裝束了。
操場上有人玩皮筋，鬆緊帶做的，從小腿，到腰，到小舉，再到大舉。誰飛揚跋扈，就由誰決定到底是玩“小皮球”，還是“踩一踩二”。
我和風子就坐在院子裏。遠處的教堂是尖頂的，灰色的，以一種孩子不能接受的高大權威，矗立。操場還沒有漆成板油，地是黃土地。遠處牆上的“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紅標語，已經敗了。學校規定不許在校園裏玩三角和彈球。那幫男生在操場上玩撞拐—扳起一條腿，用另一條腿蹦來蹦去，互相衝撞。他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如果是騎馬打仗就好一些，一個瘦小的騎在一個粗壯高大的脖子上，分別對打。
風子在遠遠地尋找“誰誰的哥”安子。他如果看見她，準會張著嘴哈哈大笑，朝我們很重地砍過來一個土坷垃。風子有一天悄悄地拉著我，穿過這些淡紫的花朵，坐在籃球架下的石階上。表情凝重，臉都漲紅了，口氣很熱地嗬在我耳朵上。“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風子放低聲音說，“江青是個壞人。”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江青是壞人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反問那你說馮老師是好人還是壞人？風子怔怔地看著我，不再說話。我們倆看小人書，常常說南霸天是壞人，吳清華是好人。電影裏好人壞人也分得很清楚。一本小人書裏，有一個後來終於覺悟了的女特務，但是她燙著頭發，我們倆也分不清她是好人壞人。
可是中午回家看見大人也神秘和機警地嘀嘀咕咕，神情詭異，飯都吃不踏實。過了兩天，風子的情報出現了後續反應。學校放假了。街上的廣播、喇叭裏，傳出一個女聲高亢的聲音：“華主席帶領全國人民一舉粉碎‘四人幫’！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我問我爸爸，什麼叫“四人幫”。他一板麵孔嚴肅地製止了我。
晚上他們神秘地外出，我和風子牛皮糖一樣貼上去。王府井街上發了大水，人潮湧動。激昂翻滾的潮水卷起路邊的條幅標語，湧向天安門廣場。從北京飯店往西一路密密麻麻全是人。幾乎所有的鬆柏上，都別著詩、漫畫、各種條幅和手工製品。其中還有紙折的一串王八，上麵寫著“王張江姚”。我們平常也用作業紙折這種王八，我忍不住笑起來。街麵上貼有許多標語，我順便認了好多生字。
“王張江什麼什麼，狗頭軍什麼張”，“江青要當女什麼”。“打什麼一切反什麼什麼”。還有“什麼什麼什麼”。我張著眼睛說。
夜燈燦爛，人頭攢動。我是潮水裏最小的一滴水，我從來沒有這麼興奮過，於是手被更緊地攥住。我仰頭問什麼都得不到滿意回答。大人們四處張望，神色緊張又新奇。四處是和他們一樣的亢奮的大人，我沒有見過如此的集體惶恐的眼神。我心想。風子已經告訴我了，你們休想瞞我。我得意地大聲對他們說：“江青是個壞蛋吧？”我的手指已經被捏疼了。我被嚴重警告：“小孩子不要亂說！”
那一路的洶湧的人潮，裹挾著我們向前走。字我看不太懂，我更喜歡看彩色的漫畫。我的眼睛探照燈般掃來掃去，正巧看見一幅巨大的畫，將江青畫成了一個女皇，頭頂上皇冠的一排珠子垂落下來，倒很像東風市場一樓的一毛八一串的珠子。我興奮得很。江青的嘴唇被畫得非常的大而厚，眼鏡框占據半個臉，穿著伊地的長裙。我注意到了這個細節。長裙和水袖，可是我最迷戀的時裝夢。
回到學校裏的第一堂課，我們們要畫一些漫畫，批判“王張江姚”。班主任馮老師說畫什麼內容都可以。我立刻想到那幅江青當女皇的畫。當時在街上，報紙上，到處可以看見這張漫畫。我回到家，找來一個畫本。用一支HB鉛筆描繪輪廓，再用水彩上色。我把她的嘴畫得非常大，比原來還大。眼珠誇張地凸現出來。致於伊地長裙，我一直夢想一個長裙的款形，就按照設想，在領口和裙擺處，加了一些皺褶，再畫上泡泡袖。上色也不同於原版，將裙子上了猩紅色，和嘴唇一樣紮眼，皮鞋是肮髒的藍。這是我最早的服裝設計圖紙了。
到了班上我們互相傳看。大部分人折了王八，那就是智力的懶惰。也有人畫個戴眼鏡的瘦子，拿著一支筆，身上寫著大大的“張”字。畫江青的同學不太多。風子她們擠過來看我的畫。我們班女生都說：“你畫得真好，裙子還有褶兒呢。”
評比的時候，我的畫被放在學校的櫥窗裏展覽。風子的畫沒有選上。她平常畫得比我漂亮很多，我一直心存鬱悶。那一陣廣播裏常常說到“揚眉吐氣”這個詞，我深覺其妙。回家對我媽媽說：“今天風子的畫沒有選上，我揚眉吐氣了。”說得她笑得喘不過氣，我哥哥立時笑翻在地。
十二
“四人幫”粉碎以後我們最大的變化就是，音樂課上學了一首新歌。
我最喜歡上音樂課。年輕的沈老師眼睛很大，穿細白格子的襯衫。拉一個手風琴。後來我回想她的模樣，已經記不清了。也許根本不美，隻是拉著手風琴在樹下唱歌的樣子，風味獨特。當時我們全班同學在一起如果有共同話題，就是議論她的美麗。
我不喜歡《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這首歌，它聽起來苦巴巴的。我還是喜歡《紅蜻蜓》，或者《一起度過歡樂的節日》之類的。當然還有《我們的田野》：“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彎彎的河水，圍繞青青的稻田……”
上音樂課是在操場上。因為和其他幾個上體育課的班一同上課，現場非常混亂。高年級的學生踢球，他們的球總會滾過來，不是踢到誰屁股上就是滾在老師腳邊，唱歌就不得不停下來。這種混亂使學生可以有機會逃課的。一般逃課是男生，女生們都很規矩地坐在前排。有時候，我也和風子假裝上廁所，悄悄地溜掉。我雖然愛音樂老師，但更喜歡在操場的角角落落，遠遠地聽那些歌聲迂回曲折地傳來。如果那些簡單的旋律聽一聽也就會了。
今天我們學一首新歌，沈老師說，叫《交城山》。“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實呀實在美……”她照例先唱了一不遍，那首歌的旋律並不好聽。“唱《紅蜻蜓》吧，唱《小鬆樹》吧。”亂七八糟的倡議淹沒在手風琴伴奏裏。沈老師沒有說行也沒有說不行，但她的音樂沒有停止，我們也就隨著她的旋律聽下去。
唱《交城山》的這幾堂課，我和風子溜到教堂後麵去。那裏一拐彎，有一排平房。雜草叢生，滿地土礫。平房的玻璃破了幾塊，全是灰塵。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以後，雖然北京的建築沒有被很大程度地破壞，城市裏仍有很多廢墟。風子是一個冒險家，我跟在風子後麵，頭發被風吹得四散。遙遠的旋律迂回曲折地傳來，還可以遠遠地看見男生們在踢球。風子有時候就默默呆立一會，看“誰誰的哥”。她相信他們眼神喧囂，電流縝密。但其實這麼遠的距離，誰也看不清誰。
我們就在廢墟和雜草之間徜徉，終於發現一間破屋。風子找來幾塊磚頭墊著，扶著我。我踮起腳向裏張望，根本看不清。我們倆雙手照在玻璃上俯頭一看，裏麵全是硬紙殼子和廢報紙，角落裏堆放著幾根木頭。“交城的山水，實呀實在美”的歌聲傳來。牆上貼著一幅毛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