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要對誰，以一個適當的方式，在一個適當的時候，講一個普通的故事。而我現在，已經找準了說這些故事的調子。
有誰願意聽一個女人的上個世紀呢。時間過得這麼快，人們這麼忙亂，哲學這麼多，人們生存的技術和藝術每天都在變化。
每次我看到他們的笑臉，我都遲疑。他們的臉今天是笑著的，也許忽然某一天，像一首詩裏說的，就會扭過頭去，情人也會變作仇人了。
黃昏還沒有開始，天陰著，一個散漫的午睡剛剛醒來—就像我，抽一支煙，把腿伸長了，靠在沙發上看天花板。有時候人會在生命奔跑的瞬間忽然停下來，想一想自己所認識的人，愛的和恨的，被傷害的和所傷害的，過去了的和必須守在身邊的。人生陷入某一種僵局。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有時候你必須聽從某一種宿命，那是一種怨也怨不得、躲也躲不開的慣性和定數。
窗外正是新世紀第七年的六月的夏天。20年以前，如果也選擇在一個六月的夏天俯看北京，其實是一幅暗藍色的風物圖—中軸線上的帝王建築散發暗金光芒，顯得觸目驚心。街道呢，像魚脊骨一樣向雙邊輻射，雙邊的高低輪廓是一些不起眼的老槐樹，像一張宣紙被洇濕了邊緣。被輻射的老舊房屋，帶了新裝的生分、摻了虛假的華麗—那裏麵曾經有多少風流韻事、男歡女愛呢。不知名的人，一代複一代，一個個生老病死了。他們和我們，在一個叫做北京的地方前仆後繼……終究，在時間麵前，人們永遠的同命相憐哪。
一
那個背對著門、穿著白底子黑圓點的無袖小衫、晚飯後坐在走廊裏的人就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的夏天，北京的小區一片挨著一片，火柴盒的樓房一座挨著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僅有綠意是樓前的草坪。草坪上總有打羽毛球的男孩子。他知道我母親是醫生，遠遠地衝我喊：“從小是吃衛生球長大的！從小是吃衛生球長大的。”或者：“自來卷，吃花卷！花卷不如自來卷！”我小尖臉，肩膀消瘦，鎖骨突出，梳兩根辮子的發梢卷曲，油潤烏亮。我麵無表情地瞥他一眼，根本不答理，然後掉頭走開。
我常常記起那個夏天，樓下的孩子互相叫嚷起來。從他們的角度仰頭在天上尋找，或許可以看見二樓的陽台上垂著一條晾幹的大花褲衩，中間的那個男人的開口正在我頭頂。如果他們的眼神好，還可以看見我的塗抹著紫藥水的膝蓋，短褲管下是兩條茁壯的腿。我因為暑假總去遊泳，腿曬得特別黑。
那一年我究竟是十幾歲呢，15歲還是17歲？那時候的夏天是清香的。下過雨以後，空氣中彌漫著榕樹花被打落一地的冷濕氣。我的耳根邊上，有六月的過堂風汩汩吹過。幾捋頭發膩在脖子上，我懶得拿手巾，用肩膀子胡亂一抹。…
電影院正放美國電影《愛情故事》。女主角叫什麼我忘了，我房間的餅幹筒上就是她。每一次我吃餅幹，都夢想著有她的化妝—戴著塑料耳環和塗口紅，指甲上染著亮色。風子就有一支很好的口紅。她家住得離我很近。她姐姐讀大學，經常帶回《未名湖》詩刊給我們看。我們唱著卡朋特的《什錦菜》和《世界之巔》，也常常讀那種叫做“詩”的分行的句子，唱羅大佑的《春天的故事》。“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以及冬天的落陽，年輕時為你寫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詩，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周末去她家時，她姐姐站在高處，煞有介事地說。風子傻嗬嗬地笑著。我看著她姐姐的嘴巴，不敢說話。我夢想著以後的某一天，我也成為好為人師的大學生，和男朋友攬腰走在街上、在腰身打扮得妖嬈，穿高跟鞋，吃冰激淩。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每天做無聊的習題，六點以前按時回家。晚了我父親會訓我。我的生活方式還包括每個周末騎很遠的車去補習英語，在我的作業本的邊緣偷偷摸摸地畫一些秘密。
那些夏天真熱。我桌上高考的練習題永遠做不完，我就把它們翻過來作白紙。我拿一支鉛筆永遠畫一幅圖畫—狐狸臉，一隻眉毛高挑上去，鎖骨下麵是胸，兩隻叫做乳房的秘密，永遠翹著，呈現一股蓬勃向上的生長。我愣一會神，看陽台對麵樹上的一群鳥。它們在晚飯以後，突然呼啦啦飛起，一群一群的，在壓低的灰雲底下飛去飛來。
有時候我去王府井美術用品商店的一個角落裏看那些半胸石膏像。胸像上落了很多土，很髒。我知道歐洲女人的胸部是圓滿的，她們的卷發燙了，優雅地盤到腦後去。有時候我也去百貨商場悄悄地觀察那些內衣櫃台。偶爾可以看見一個大媽，用白色胸衣比畫在襯衣外麵，將自己胡亂一圍。“合適！就是它了。”我聽見她操著京腔說，我的臉莫名其妙地紅起來，仿佛那個眾目睽睽下的人是我，立刻轉身逃走—在20世紀80年代，大媽和姑娘們從裏到外都是下垂的。有時候我也注意她們裙子下麵的腿，在眾多的大象腿中，記住那些流暢修長的線條，和它們的健康輪廓。
我父親回家的鑰匙聲一響，我就立刻逃回到房間裏去。我在上中學以後，就很少跟他談話了。在黨政機關的宿舍樓裏，所有的家長都長得一樣。他們提個皮包，不苟言笑，在家裏也慣用一些社交化的詞，毫無親切感，簡直讓人畏懼。
“人生最重要的階段，要抓住時機，更上層樓。”
“聽大人的話。他們見的人多，人生有經驗。懂不懂？”
“大人說得不對，你就不聽了嗎？”
這是我父親最常說的三句話。平常，如果我、我母親和他一同出門走路，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調整位置，讓我母親走在中間。我知道他嚴厲的腔調。我聽著，點著頭，又恐懼又緊張又竊喜。他並不知道，在我的抽屜裏放著各種裸體畫：躺著的，坐著的，站著的。我在她們的身邊畫各種我能想象的花朵、葉子和枝蔓。她們永遠裸露上半身。關於胸部，隻要在肩膀下部，勾畫兩個均勻而飽滿的圓就可以了。有時候畫乳房的細部，就在大圓裏麵，再畫一個句號一樣極小的圓，代表那個秘密和秘密的尖端。有時候也把兩個圓重疊起來代表側影。極少的時候，我在下部畫幾根毛發，代表一個女性身體的俯身姿勢。在一個女孩的理解裏，女人的身體就是幾個飽滿的圓形加上一叢細密的毛發。
“叫叔叔阿姨。”有時候他們在院子裏遇到熟人，對我說。我低著頭，脖脛細長，身體細瘦，聽話地說：“叔叔好、阿姨好。”
“這姑娘這麼乖，長得像你們倆誰呢？”他們邊說笑著，拍了我的肩膀。“別駝背啊，小姑娘挺直些！”那人說。棉布襯衣底下的青澀的生長，卻被那些成年人輕佻地說破，我覺得他簡直是一個不要臉的流氓，恥辱蔓延開來。
很多時候我在作業本的邊緣，用鉛筆畫上一隻眼睛。永遠是一隻向上挑的眼睛，有睫毛，有眸子，嘴唇用鉛筆的明暗表示弧度。也有時候是一隻肥白的手，翹著蘭花指，指甲的輪廓清晰可辨。她們有各種表情，沉思的，側著頭的，用一隻手拿著紙扇的的，或者麵無表情的表情。畫完了，再用橡皮擦幹淨。王叔暉的《西廂記》裏的崔鶯鶯啊，頭上的發簪，衣服的皺褶那樣經典，它簡直把我迷住了，照著畫了幾幅，卻總是不像。我有時候先畫好仕女，再畫一盞燈，寫好“福星高照”四個字，然後幾道筆觸表示四射的燈的光亮。
我父親常常開開我的房門突擊檢查功課。我頭也不抬、麵無表情地說一聲：“爸爸回來了，我做作業呢。”一邊迅速把作業本覆蓋在畫幅上邊，然後刻苦地聳著肩，做出努力思考的樣子，不時用鉛筆括括額頭，若無其事地嘟囔著嘴。大人們都是很好糊弄的，看看情況沒有異常，也就和我相安無事了。
“滿足於前十名不行，一定要進前三名。”我聽見他們說，就點頭稱是。
“這孩子，太內向，心事重，太不愛說話！怎麼才能開朗一些呢？”他們一籌莫展。而我已經放棄了和他們的辯論。他們，我是說那些大人們，永遠是對的。我知道真理永遠在他們那邊。
那一天終於來了。“她怎麼變成這樣啦！”我聽見他們嚷起來。在我的繪圖的陶醉裏，一隻手，突然從後麵伸了過來。我驚恐地回頭，看見一張暴怒的臉，更多的是鄙夷。“你學壞了！”我父親說。我的半張臉挨了一擊，熱了起來。那些畫上的眼睛分裂開來，變成碎片，紛紛落下。我的心像幾顆豆子，骨碌碌地滾遠了。像一些種子，滾落到田野裏去了。他們聽不到，一個少年心髒失事的轟鳴。正如家裏不小心跌落的一隻瓷碟子，無可挽回地掉下去、掉下去。跌落迅速得來不及接應，就觸地了，摔得粉碎。我看見摔碎的瓷片像水花迅速開放、四散飛濺，我就彌漫在這顆透明的花朵裏。四周頓時黑暗下去，一扇窗子緩緩地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