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安子開車送我回來，我們都會在樓下聊聊。那天他雙手支在方向盤上，麵無表情。他抽著一支煙，轉過頭來說，總有一天，有一個男人對你說，跟我走吧，你就跟他走。我沒來由地笑了起來，說，沒錯兒，早晚有一歪瓜裂棗撞上門來。其實我還想說點別的，比如含情脈脈正經八百的那種，但是我們倆太熟了，說出來大家都會不好意思。
宿舍裏太亂。我曾經弄了幾麵素色花布，把書架和木桌子都包裹起來，牆壁上也被同色花布釘滿，窗簾是大朵大朵細密的皺褶。那是一種暗藍色的小碎花，細碎的花瓣兒像是漫天遍野刮了一場大風，把屋裏的空氣都刮藍了，給這屋裏平添一股妖氣。一隻木箱子放在地上權當桌子，上麵鋪了一塊麻桌布，有幾枝幹花，有兩瓶別人送的洋酒。可樂是大瓶的那種。安子曾經上來過一次。一個大個子男人突然置身於一間花布包圍的小屋子裏總會感到別扭，我也別扭，但我比較會裝。我滿不在乎地站起來晃晃空暖壺瓶，說，喝點什麼你，有鮮牛奶。他唇齒之間發出了一個“次—”的音，我想可能是那個字的簡化，因為男人每句話之前總要說那個字，這相當於他們唱戲前的叫板。然後他說，哥兒們自打斷奶之後還真的沒喝過奶，這點兒真不蒙你。我說得了得了，這杯茶你喝完了快滾蛋吧。他說，這就是說，這杯茶可以喝得快也可以喝得慢。就突然沉默了。在別的什麼地方都可以沉默，比如在寬敞的大廳裏或熱鬧的大街上，但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裏、在橘黃的燈光下怎麼能沉默呢。屋裏真熱，每朵花都像要燃燒起來。外邊工地上卸煤的“咣當咣當”的聲音越來越吵，樓上是咿咿呀呀的勾人魂魄的京戲，而我們都是一些無家可歸的人。
這屋子就是我的家。我家的每一朵花都冒著藍煙。從暗藍的玻璃窗直望出去，街上的煙塵和人影一同飄浮，太陽怪異得和天空一樣大小，它不是圓形是方形的，而且正像燒開的水一樣汩汩冒著熱氣。突然撲啦啦一陣陰影遮沒，那是一群愣磕磕的鴿子。那不是二十年前的鴿子了。那時候的鴿子在胡同的電線杆之間盤旋，飛不太高也飛不太遠。它們撲扇著翅膀成群結隊地飛越灰暗的老屋頂，飛躍橫七豎八的晾衣服的竹竿，飛躍竹竿上裂著大洞的破背心和小女孩的花褲衩。屋頂上蒿草多高，遠處傳來鄰居家男孩們慘烈的呐喊，飛簷上鼓鼓的怪獸邊上臥著我的大花貓，我正仰著頭衝它努嘴：虎子，下來，給你肉吃。
我媽媽這一代早已不大明白現在的流行了。她永遠喜歡女孩子穿布拉吉，卡腰的連衣群，穿高跟鞋，小鳥依人的樣子。她說這才能顯出腰身，就像四五十年代的好萊塢演員，這才是女人。所以她一看到我披散著直發，穿著肥大無比的本白麻布大衫兒，兩條瘦雞腿一樣的細腿褲，就感慨時代的墮落。她一再強調，我不是不能接收現代的東西。我就是覺得現在你們啥都不懂。我當時正對著鏡子很小心地拈掉沾在嘴唇上的幾絲頭發—頭發直直地分披下來掩住小窄條的臉。小時候很有一陣子我總願意把自己想象成純淨的白雪公主，然而現在鏡子裏的人兩條細眉毛高挑上去，兩隻眼睛不調焦距地張著，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那副沒有表情的表情倒像是白雪公主的後母。我知道我媽雖然看不慣我但還喜歡我，我就賣乖地扭兩下屁股滿不在乎地說，嘁！這就是你不懂了吧。其實具體她不懂什麼我也含含糊糊。
其實我媽一點兒沒錯，不單是她，就連我，都覺得現在自己的腦子不大好使了。比方說對於現今市麵上的流行—模特們的衣服令人妒忌的美麗，毫不費力地帶動著女孩子們的服裝潮流。最老實的青年也會十分嫻熟地對女孩子們說“我對別人從沒有這麼認真”。自信的廣告公司經理手挽著腰纏萬貫的老板十分體麵地去吃飯，因為一點小事就訓斥那些年輕的服務小姐，看著她們下不來台然後感歎，現在這些人哪，素質太差。而美麗的女孩子們的擅長，是用自己身上不同的部件換取汽車身上不同的部件。現在你要增肥就得多吃點兒減肥茶，要減肥就得愛上一個人。同居的愛情比婚姻持久，而婚姻變成了謀職，得找一個環境、薪水和待遇都說得過去的，最好是相當於局級待遇，上下班有專車接送。大街上到處流行有個性的人。留長發紮辮子的就不要說了，這是20世紀90年代男人僅有的時尚。每次我見到他們就想起我媽無比崇拜的聲音：不是個演員也是個畫家，至少是個導演吧。我曾認真建議他們洗幹淨頭發後使用街上賣的各色女用發卡，一尾木頭魚或是三朵太陽花的，好看、結實，別用那種70年代的侯皮筋兒，多勒頭發呀。但是我驚異地發現，每次我若以一種不理解的眼光定定地注視，他們就會談笑風生、感覺良好。而當我說出如上建議，就輪到他們不知說什麼好了。這弄得我自己也很狼狽，覺得真是自作聰明多此一舉。其實我隻不過是複原了頭發的本來意義而已—頭發就是頭發，並不是什麼標誌。就像有人認真地留胡子穿牛仔褲一樣，那些人也未必是流氓。遺憾的是琢磨新花樣比較費腦子，虧得一些男人懂得通過使用文化武器，比如寫寫誰都看不懂的抒情詩。但總得允許有人不會寫詩，於是他們就想到了從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