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糕的是，在我認識的幾百個人中間，起碼有一半是1米69的，我總覺得和一個同我等高的男人在一起我總得付出代價。比如最現實的就是，我不能穿高跟鞋，而我這輩子是一定要穿高跟鞋的，這是我的生活方式。若為了別的事，我可以隨和地以一種自殘的壯烈心情割舍或者修理自己，若為了這件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大大地不值。真的，唯獨這件事不成。同理，這也牽扯到另一個重要問題，我要和1米69們一起走路或看電影，倚靠起來相當的不方便，我得曲著身體彎著脖子，我向來是願意挺拔地走路的，這不但涉及到改變我自己的行走姿態問題，而且久而久之會得肩椎疾病或頸椎炎，我當然不能因此而影響健康。健康和愛情相比，當然是健康重要。就像自己和別人相比，永遠是自己重要一樣。
安子的遊戲斷斷續續，時不時地發作一次。有一回我正玩兒電腦玩兒得津津有味呢小郝急火火地呼我。小郝說，沒事兒來吧。我說呸，想什麼呢你。他說，你瞧你這人，安子在這呢。我知道這小子從來沒真的。我聽見小郝那邊的電話沒掛，果然又有人拿起了分機，還真是安子。安子說，想我了吧。我說，我想小郝呢。我聽見小郝在那邊忘形地笑起來，含含糊糊地說，完了吧安子。但是安子的聲音大得重疊在小郝之上，說，我可是就想你一人。我哧地笑了，說，我信。然後我們倆不合時宜地相對哈哈大笑起來。這回輪到小郝不耐煩了，你們倆有完沒完，真夠累的你們！
其實沒事時我根本不愛理他們，那幫家夥沒有好東西。沒事時我就給我們風子打電話。她就說，有什麼屎，盡情拉吧。她一向把我的傾吐當成排泄。你這笨蛋，你也應該按照快樂原則，信奉行動主義。她時常這麼勸我。我知道她的好意，但是我的快樂原則好像不是她說的那種，不過原則這東西向來是越來越走樣的。
一次我在風子的房間裏翻看施鹹榮譯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忽然有一張照片掉出來。那是一張她高中時代的照片。很瘦，梳著短頭發，穿的是那種小碎花布的襯衫，笑意和神態都是她，但眼神已經全變了。我試著想象風子剛進複旦校園時的樣子。我說，呦，真純哪，有十二嗎？她拿過來看了看，一邊往嘴裏塞著草莓，一邊怪裏怪氣地說，十二！都二十啦！變的也就是這幾年。說到這兒我們倆都有些黯然神傷。
其實變的還真就是這幾年，風子變了，我也變了。幾年以前，我還興致勃勃地打算跟一個人過一輩子呢。那時候他剛剛中大研究生畢業。那時候我們倆愛在大街上瞎逛，把北京的胡同幾乎走遍。我們說著錢鍾書和沈從文，說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說著和現實不著邊際的話題，互相猜度和揣摩，每一句話都意味深長。在他們公司的大樓裏，在黑暗的樓道裏，在那裏接吻，旁邊電梯呼嘯著忽上忽下，像火車轟鳴般驚心動魄。黑暗裏什麼也看不見，隻聽見轟轟烈烈的火車由遠及近的劇烈喘息，讓我想起舊時古堡裏的偷情。前幾天我收拾以前的衣衫—是那種淡粉色的絨線衣—都能嗅出當時青春的氣息。但是一切都已遠去，一切激情、愛、感動都可以平靜地複述，我知道真正的青春已經緩緩離去。我們不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在生活的滑梯上我們正慢慢出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