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麵對著沉寂永恒的呂梁山李銳一時無語，也許他要擺脫一下寫作《厚土》時呂梁山給他的重負，也許他的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在冥冥之中召喚著他，這次，李銳選擇了自己祖籍四川自貢的百年變遷作為自己的寫作對象。《舊址》出版後，贏得了一片稱讚之聲，這部小說後來被列入了“百年百強”。但我總覺得，學界對這部小說還是從“打破以往寫民國以來曆史的文學作品離不開黨史教材的立場”上給予好評的，還是從重構與黨史教材相異的另一種對客觀曆史事件、規律的新的編碼這一層麵給予好評的。這與從文化視角評價《厚土》有些相似。不能說評析得沒道理，也確實闡釋出了作品的相當的意義所在，但卻總給人以不完全到位之感。如果說《厚土》是在時空淡化中呈現了人、生命的存在形態，那麼，《舊址》則是在具體的曆史長河沉浮中，對人、特別是對個體生命而不再是一般的生命的存在形態進行了呈現，並將之作為曆史長河的本體構成，從而對傳統曆史小說的曆史客體作了根本性的位移。讀過小說的人，對紫痕、對李乃之殺死叛徒陳先生之後的感傷等等，都印象極深並為之瞠目。但是，相較與《厚土》，《舊址》的語言顯得精致了，顯得激情過溢，不及《厚土》語言的本色、從容。李銳曾經說《舊址》“敘述語言太浮躁”，應該說，李銳對自己的創作是有著清醒、深刻的認識的。
但是，呂梁山猶如一塊巨大的磁石在吸引著李銳，在故鄉百年曆史長河的沉浮中溯源而上之後，李銳又回到了他的呂梁山。這次，他給自己的作品命名為《行走的群山》係列，於是，有了中篇《北京有個金太陽》《黑白》，有了小長篇《無風之樹》。不知為什麼，《無風之樹》之後，李銳停止了《行走的群山》這一命名，也不知他這一係列還有否繼續下去的可能，雖然長篇《萬裏無雲》也仍然鍾情於他的呂梁山。李銳對《無風之樹》自我評價甚高。在作品完成之初，他就坦言這是對自己創作的一次全麵的整體超越。但小說並沒有在學界引起相應的重視，以至在今年年初，李銳又在與王堯對話中再次強調：“我覺得《無風之樹》是我寫得最好的長篇，比《舊址》好，比《厚土》也好”，“《無風之樹》對我來講是一個整體的超越……我覺得很多評論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這種自我的多次肯定與強調，在李銳來說是十分反常的，因為他一向是一個對自我創作要求近乎苛責的人，不過於此也足可以看到他對《無風之樹》的重視程度了。今年年初，李銳在《收獲》第一期刊發了他的長篇《銀城故事》，他又一次上溯到故鄉百年曆史長河的源頭，講得也還是個體生命在曆史長河沉浮中那荒誕的命運。但小說是更“好看”了，讓你一開卷就不忍釋手，內蘊也更為豐富了，讀完之後讓你久久回不過味來。我有時想，一個祖籍、故鄉，一個呂梁山，像南北兩極，而李銳的小說，就在這之間行走於世界的廣闊曆史的永恒，去探問被曆史遺忘的生命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他還能否有尋找到新的極點的可能麼？畢竟在今天的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質素：全球化啦，後殖民啦，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相爭啦，知識分子邊緣化啦，還有那令人憂心的工人下崗，讓你看到物質世界的危機；還有那令人憂心的學術腐敗，讓你看到精神世界的危機等等。近些年，一向持筆甚嚴的李銳寫下了大量的思想隨筆，集中於《誰的人類》一書中，並在思想界產生了強大的影響，於中可以看到李銳對生命存在的當下感應。
我覺得，正是由於李銳執著於生命存在本身，所以，使得他得以具有一種超越於西方、東方，全球、本土之爭的宏闊眼光。還是在寫作《厚土》時，他就認為“說到人和人性，我覺得它們不應當成為一種已有的、先驗的、抽象的、理想的，當然就更不應當隻成為西方的專利。西方人的痛苦是痛苦，東方人的痛苦也是痛苦”。他自信：“中國人的處境也是人的一種，卡夫卡式的痛苦，加繆式的荒謬，也隻是各自的一種”。正因此，他發出了“誰的人類”的質問。正因此，他對海外“中國通”對中國的指責給以迎頭一擊，但又絕不是出自民族主義的立場。他認為“現代派”是“一種刻骨的真實，而非一個正確的主義”，並對國內糾纏於現代派的正統名分不以為然。近些年來，李銳多次應邀出國，又擔任了海外“花蹤文學獎”“世界華人文學獎”的評委。一段時間，因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的多次高度誇讚，曾一度傳言李銳有可能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大家見麵，未免拿這個話題打趣他，李銳隻是平和地笑笑，那笑裏有著一種不驚不乍的大氣。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請他去做講座，適值他從海外評完“花蹤文學獎”回來不久，又在為去法國參加一個什麼會做些準備，未免一時事多，時間也比較緊張。講座主持人未能免俗，也想借此引起大學生們的重視，講座開始前的慣例介紹中，對此多有強調。李銳登台之後第一句話就是對此說予以“糾正”，意在指出國內外的平等而切忌挾洋以自重，倒弄得講座主持人一時麵有尷尬之色。不過，這也就是李銳，率直而毫無世故，他也因此而常有“得罪”人之處，但了解他的人，卻也因之而不放在心上。我覺得。出訪的親曆親見，對海外文壇的密切關注，無疑有助於李銳對中國文壇認識的清醒與深刻及建立在這基礎之上的自信。我很看重他的這一意見：“人們都不願意相信眼前的奇跡。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已經出現了堪稱傑出的作家和作品，不隻在中國傑出，就是拿到國際上也照樣是傑出的。隻是有些人還沒有了解，還沒有認識罷了”。因之，他一再地推舉韓少功、莫言、史鐵生、王安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