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為執著於生命存在本身，李銳對過去了的曆史，對中國的傳統，特別是十年浩劫，有著刻骨的清醒的認識。他對某些知青“至今還以青春的浪漫在浪漫地歌唱當年的青春，還在滿懷深情地‘青春無悔’”，十分反感。對當今學界的許多人，因為不滿於今天社會的不公，接受西方某些學者的觀點，試圖重新從“文革”中開掘有益於今天的文化思想資源，也十分反感。他用文字直接批評某些西方學者：“比如說，詹明信，提到中國的‘文革’，就采取肯定的理想主義的態度，完全肯定。這是他們思想上理論上的一個盲點。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對中國的‘東方化’”。因為他的小說常被人視為是寫鄉村，批判國民劣根性，李銳對因之而涉及的傳統文化因素有著高度的警覺，他曾說過：“當鄉土二字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變成了落後與守舊的同義語的時候，那些深藏於心的‘憫農’和‘田園’也在不期然之中，變成為中國文人身上的‘慢性鄉土病’。那個潛在的感情方式，更為曲折又更為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當代中國作家的字裏行間”。他還說過：“中國的文學隻能沿著新文化運動所開辟的道路走下去，問題是要有自己主動性的創造。我們必須把他們已經達到的某些目的和成果，內化成為我們手下的過程，而不是去再造他們的目的和成果的複製品”。這就是李銳，這就是李銳對中國古文化傳統，對五四以來的現代傳統，對過去不久的“文革”的深刻認識與體察。
李銳常常被朋友們視為是一個充滿激情、義憤的人，尤其是在評判當今社會的弊端，在評判當今文人的精神滑坡時，就顯得更為突出。他的那篇《精神撒嬌者的病例分析》，一直被思想界文化界所看好。在那篇文章中，他以海德格爾、周作人、顧城為例，對知識分子的精神病態痛加針砭。我尤其賞識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們隻有依靠自己的沉著和冷靜了。我們的沉著是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退路。我們冷靜是因為我們已經把理想的火把遠遠地留在了身後。因為那火把太多次地燙傷過我們的眼睛。一切隻有好自為之。一切也隻能好自為之。別再糊塗，也別再撒嬌了，走吧”。最近幾年，李銳幾近狂熱地大談語言。他的《語言自覺的意義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源源不斷地刊發出來，以至於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誰的人類》一書，把《語言自覺的意義{之四}》後麵的一篇《首先是一種自信》也錯排為《首先是一種自覺》了。後麵又是《被簡化的語言》《網絡時代的“方言”》，讓你在“語言”麵前甚至不知該怎樣使用“語言”。又讓你在他的引導下，一次次重新走進、回味汪曾祺，又重新去體驗、發現語言。海德格爾有言；“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迷失，家園何在？這也正是執著於生命存在的李銳，要為生命存在、要為處於弱勢文化的生命存在找到棲身家園的一種急迫努力吧。但這又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