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裏，我想當我們站在今天回望昨天時，也許會對昨天之事有更清楚準確的認識。譬如說，當時許多人將張石山視作“山藥蛋派”在新時期的發展，於今看來就眼界過於狹小。譬如說，如果我們站在今天重新來看當年的評獎，就會發現當年的過多局限。
再多說一句，當年茹誌鵑的《草原上的小路》比她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要優秀許多，但當時卻把獎給了後者。如果我們把當年的評獎獲獎重新審理一遍那或許也是一件有意義又有趣的事。
張石山能用藝術直覺感悟到下層百姓生命原色生命需求在新時期文學世界中的重要性，是與他自身生命意識生命形態的飽滿分不開的，是與他用自身生命直接擁抱文學創作分不開的。還是在十年浩劫前，張石山在太原的名校三中讀書，中考的時候，他以一分之差落於太原另一名校五中的一名女生之後，屈居全省第二。這件事讓張石山耿耿於懷，他幾次找到五中，想看看這名女生怎樣與眾不同，最終未能如願。高三的時候，張石山的最大願望是讀北大的天體物理專業，十年浩劫打破了他的這一美夢，直到三十多年後，他還不忘讓在北大讀博士的兒子陪同他去看一眼北大的天體館。20世紀80年代末，太原日報為給消沉的“晉軍”打氣，用八個整版的篇幅推出了八位“晉軍”作家的文章。張石山寫的是《四上華山》，在其中，他寫了自己和女詩人伊蕾不懼人言結伴遊華山的經曆。後來，他與伊蕾結合又分手，我不知情，一位寫詩的朋友想結識伊蕾切磋詩藝，我還去張石山處相約。張石山坦言告我分手經過，並說雖然分手，但仍有友好來往，我卻隻有複雜感慨的份兒。記得張石山曾經傾其所有，支持並親自參與伊蕾的進軍俄羅斯的商務活動，雖然明知兩人時空的分離不如穩居天津或太原的穩當，雖然明知初涉商海有著血本無歸的風險，卻仍然傾盡全力支持，體現了一個有血性的男子漢的自信、胸懷與氣魄。結果呢，自然是全軍覆沒。其間，張石山曾把這其中的經曆、甘苦寫成文字在《火花》雜誌連載，一時頗被各界關注。後來，這些文字結集出版，名為《商海煉獄》，可謂名實相符，也非常能夠鮮明地體現張石山的創作特點。
確實的，張石山不是從某種抽象的理念去進行創作，不論這種理念是一種流行的政治觀念，還是一種時髦的西方的文化觀念。他總是用自己生命的血肉、肌膚去切實地感覺這個他身在其中的時代與社會，然後從此在的個體生命體驗出發，破除各種理念的局囿，顯示生命的鮮活及這種鮮活對時代與社會的批判、籲求。如果說，他的“仇猶遺風錄”係列小說還是來自他從小生身其中的鄉間的生命積澱，那麼，越到後來，他越是用自己生命的血肉去直接地感覺、感應時代的脈搏。他的《商海煉獄》是這樣，他的中篇《晉陽酒徒》也是這樣。那篇小說以他及他身邊的幾位朋友為原型，寫生命的恣肆，在《黃河》雜誌發表後，很是轟動了一陣子，大家都搶著看《黃河》。近幾年，張石山寫了幾個電視劇本並參與了一些製作活動，以此想介入這個時代的大眾傳媒，就好像當年時代的商品經濟大潮興起時，他投身商海，以生命的血肉去試試海的溫度浪的湧動一樣。2001年，他加入了中青社組織的“走馬黃河”的活動，用他的話說，就是“拒絕流於表演的偽民俗，拒絕被淺薄之徒狂妄修改過的偽民歌，盡可能走進民間，發見一些古老而鮮活的民俗，采集一些感動過古人並且依然能夠感動我們的民歌。”他又說：“相對於官方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民歌民謠幾乎從來都是一種被漠視的存在。但這種存在是更為真實的，更為自信的，更為強大的，也更為本質的。如果黃河曾經目睹了華夏民族艱難的曆史，將一切掩在她記憶的深處，那麼，人民的歌謠正是這種目睹與記憶。”如此，他從黃河源頭開始，一路順流而下，讓民歌感染自己的生命，讓自己的生命感覺民歌。這次“行走文學”的直接收獲，就是字裏行間流淌著民歌韻律的那本《洪荒的太息》。但是我覺得，能夠體現張石山近些年來最高水平最大收獲的，是他的那本已經完稿但尚待出版的《拷問經典》一書。在這本書中，張石山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所見所感，質疑了一百個50年代以來流行的政治話語時尚話語，處處顯示著批判的鋒利，時時給人以“去蔽”的耳目一新之感。譬如，對那句流行的“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張石山質疑道：自古而今，民本來是水，所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什麼時候，民反而成了被養的魚了？再如，對三支兩軍，一打三反，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產之類的時尚語，張石山質疑道：就像不識字的老農，隻會扳著兩隻手算計，沒有更寬廣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