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我冷靜客觀苛刻的學術眼光看，截止到目前，張石山最高的成就，給他帶來最大輝煌的，還是他的“仇猶遺風錄”係列小說，特別是其中的《血淚草台班》《官錐》諸篇。其後的創作，有發展，但始終未能像前者那樣，站在時代的製高點上發言，既如《拷問經典》這樣相當優秀的書，即使出版，也難脫此命運。為什麼呢？
張石山是清醒的，這清醒表現在各個方麵。
張石山曾經對我談過他獲全國短篇獎之後的體會。獲了全國的獎，一般的人容易頭腦發熱，張石山卻能對自己有著嚴格的自省。記得他對我說，新時期初始幾年，文學因為虛假之風的長久彌漫，窒息得讓人透不過氣來。他們僅僅憑依著真切的生命體驗，給文壇吹進了新鮮之風，所以，轟動、獲獎。但較之五四、1930年代作家們的文化底蘊、思想視野，要想達到文學的大境界，他們還差得太遠太遠，還要走長長的一段路。
近些年來，文壇勁風陣陣，各種主義、思潮、寫法競相上場，各領風騷三五天。張石山眼觀各家，卻又不輕易為之所動，而是堅守自己的民間立場。他堅信，各種價值體係最終都要落實在老百姓的生命利益上，老百姓的生命利益才是最為根本的：三雙鞋底能磨倒一朝天子哩。他在寫作過程中，堅持所寫必經自己生命的體認。這一點，頗似趙樹理，趙樹理正是以此抵製了其時許多作家難以抵製的種種時風的影響，使自己的作品不因時風的變化而遭受被遺棄的命運。
張石山特別看重生命自身，而不受生命之外的種種語言障蔽、價值障蔽的牢獄之苦。我想在這裏穿插個小插曲：地方上的一個作者，初學寫作時，怯生生地站在編輯部門口對時任《山西文學》主編的張石山喊張老師。若幹年之後，該作者成為一個知名作家，請張石山給他的小說集作序，並徑稱張石山為老張。換一個人，也許會有什麼想法，張石山卻因從中看到了生命從幼弱到強壯而由衷地感到了高興。將對生命自身的看重置入文學創作、文學作品中，是張石山的創作優勢，也是張石山頭腦清醒不為生命之外價值所惑的結果。
但我覺得，張石山有時又是不大清醒的，這不大清醒表現在下列兩點：
第一，他在創作《血淚草台班》等作品時，其時最急迫的，是用感性生命用生命欲望去掃蕩極左思潮掃蕩封建傳統文化，在這一點上，麵對共同的對手，其時的廟堂、廣場、民間是一致的。商品經濟大潮導致社會轉型後，對發展中的感性生命、生命欲望需要進行重新的審理，麵對新的對手，廟堂、廣場、民間三分天下。怎樣在麵對發展中的感性生命、生命欲望中重新確立民間的立場，怎樣在商品經濟大潮導致的社會轉型中，在與廟堂、廣場的對話、張力中，重新確立民間的位置，這都是當今時代提出的新問題。但張石山對此似乎缺乏足夠的敏感，他還站在原來的價值立場上，麵對原來的對手作戰，他對與廟堂、廣場對話也缺乏足夠的熱情。說實在話，我有點擔心他步入後期趙樹理過於偏執民間自我封閉畫地為牢的逼仄胡同裏。
第二，他在創作《血淚草台班》時，那種民間下層百姓的生命原色生命欲望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成為他生命血肉的一部分的。但其後的創作，他是用生命血肉去感覺、感受時代與社會，新的時代、社會生活還沒有化為他生命的血肉。是用自己的生命血肉去進行創作，還是用自己生命血肉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去進行創作，二者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當然，這裏有著一個延伸與積澱的問題，張石山對此本來有著基本的認識，在“走馬黃河”時，他曾說：“走進民間必將依賴我曾經的經驗與具備的素養”，但他終於未能成功地自覺地給以實行，這一缺陷又是與他的第一個缺陷相互粘連相互依存的。
張石山有著輝煌的昨天，有著豐富的今天，相信他也一定有著燦爛的明天。
畢竟隻有一個周揚——讀《晚年周揚》
誠如顧驤先生在《晚年周揚跋》中所說：“中國近現代曆史是一個急劇變動的轉型期，置身於這個曆史潮流中的人物，往往顯出前期後期的差異，分為早年晚年的不同”。作者並舉嚴複為例“被毛澤東舉為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嚴複，晚年竟蛻化為反對共和政體的封建衛道者，以至人稱曆史上有兩個嚴複”。事實上，由於“中國近現代曆史是一個急劇變動的轉型期，置身於這個曆史潮流中的人物”，不僅“往往顯出前期後期的差異，分為早年晚年的不同”，即使在同一時空，其自身也往往體現為矛盾著的兩麵，最為典型的就是顧準，一方麵留下了獨自探索真理的血染華章，一方麵在這同時，也寫下了一些附和“文革”話語的文字。這些文字，與其說是違心敷衍之作，不如說是曆史的局限更為準確，因之，才有了“兩個顧準”之說。即以顧驤先生在《晚年周揚》中所深為反感的胡喬木來說吧，讀一讀王蒙等人寫的關於胡喬木的文章，譬如胡喬木一方麵深明藝術真諦，一方麵在“整肅”文藝界方麵又十分“嚴厲”，是“貴族馬克思主義者”，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有“兩個胡喬木”出現在你的眼前。寫出了“兩個胡喬木”的王蒙又何嚐不是如此呢？“林震”“劉世吾”“組織部”“青年人”“青春萬歲”與“躲避崇高”同時並存於王蒙一身，以至於讓人有了“50年代批判鋒芒十足的青年王蒙”“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中年王蒙”“90年代‘轉向’於認可世俗的走向老年的王蒙”之感，有了“兩個王蒙”之感。還有在國內時高擎新啟蒙思想大旗而到了海外“告別革命”走向“新儒學”的李澤厚等等等等，概由於“中國近現代曆史是一個急劇變動的轉型期”，而這些人物“置身於這個曆史潮流”之故也。顧驤先生沒有明確提出“兩個周揚”，但從他取書名為“晚年周揚”及對前後期截然不同的“兩個嚴複”的列舉來看，他認為有“兩個周揚”是不言自明的，而如上所述，“兩個某某或某某某”，已經成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一道著名景觀，值得我們去認真地給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