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厚道地過於苛刻地說，在延安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中，周揚可以稱之為文藝界的“文藝沙皇”“紅衣大主教”，但在新時期破除堅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周揚以兩項大的舉措特別地為人所讚佩，一是在四次文代會上，以自我批判的姿態對文藝界過去左的做法給以明確堅決的清算，一是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大討論中，以《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表現出了驚人的理論識別力與理論勇氣。如是，“文革”前後的周揚給人以判若兩人之感，但如果我們從更深隱的層次作更為仔細的辨析，還是可以發現在“兩個周揚”之間，是有著一致之處與共同之處的。
讀《周揚晚年》，讓人切實地感受到了周揚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大討論中受到批判後的抑鬱心態：“不久前他對他女兒周密說，他一輩子先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誤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被自己信任的人所懷疑，被自己尊敬的人打擊。”文中更借用陸定一的話直截了當地說：“他是被人氣死的”。文中對周揚與胡喬木雙方在會上十分情緒化的衝突，對周揚在胡喬木以黨中央代言人自居，是否同意周揚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所受到的冤屈，對胡喬木在整治完周揚後，又給周揚寫信寫詩“施加點撫慰”，對周揚在被整治之後，有苦難言把一切苦惱深埋心中的苦境，也有著生動傳神的記寫，讓人如聞其聲如臨其境。但我讀著這些文字，不知為何，腦子裏馬上閃出的卻是魯迅晚年對馮雪峰等人傾訴的自己內心的苦悶，這苦悶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自己被當時作為黨在上海文藝界領導人的周揚整治得好苦，如他在給蕭軍的信中所說“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魯迅筆下的“工頭”，即當時的周揚也。
這樣的悲劇為什麼會屢屢發生？曆史當然無法假設，但我想，如果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大討論之時，雙方觀點不變，但位置發生變化，即讓胡喬木與周揚換一個位置，那麼，周揚批判起胡喬木來，其方式與胡喬木對周揚的批判，恐怕也無大的二致，這可以在周揚晚年對丁玲、胡風的不肯徹底平反中得到間接的印證，那同樣是堅定的政治性使之然。順帶多說一句，現在大家對胡風被周揚整治深表同情，這固然不錯。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若周揚、胡風雙方觀點不變，但位置發生變化，即讓周揚與胡風換一個位置，那胡風對周揚的整治與周揚對胡風的整治，恐怕也無大的二致，這在胡風與其友人通信中對周揚的惡感即可了然，而胡風上三十萬言書，其意也仍然是想借助權力來解決他與周揚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