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一部左翼文學史，除了文藝思想的鬥爭外，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鬥爭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這其中，不排除個人品質上的原因，如為了權欲、文人不必要的自尊與相輕、或王蒙所說的明星意識等等，但這不是最為根本之處，糾纏、比較在這些事件中的個人品質上的高下，然後予以讚揚與批評，不是沒有意義，但不具備根本性的意義，且往往在這種道德評判中，放過了問題的關鍵之處。問題的關鍵之處在於，在胡喬木、周揚這些人的心目中，文藝思想與政治立場、文藝思想的分歧與政治行為的實施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在自己的文藝思想與現行的政治觀點一致時，則在文藝思想與政治行為兩個方麵同時不遺餘力地批判、排斥對方，並將之視之為理所應當之事，周揚在四次文代會上所作的自我批判，更多地也是因為認為自己在過去執行了錯誤的左的政治上的決定，而不是在根本上對這一方式本身作出了反省與批判。第二，當自己的文藝思想與現行的政治觀點不一致時，則放棄自己的文藝思想以求保持一致。熟悉周揚曆史的人都知道，周揚在多次的文藝鬥爭中，最初與被批判者是持同一觀點的，但政治風向一變，周揚就迅即轉過身來，這與個人品質無關，賈植芳說周揚：“形勢緊張時，他是打手麵孔”，未免太過苛刻，其實乃政治的堅定性使之然。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大討論中，周揚在最後之所以作了自覺或不自覺的違心的檢討，也是這一慣力在起著作用。第三，因之，被批判者最為痛苦的就是自己認為自己是自己人，卻受到了自己人對自己的批判。以上三點的核心，是混淆了思想與政治的界限，並在這種混淆中，將特定的政治立場看得高於一切。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大討論中，對周揚的檢討，“文化界有人表示‘遺憾’‘失望’，嘖有微詞”，而周揚本人對此“也未主動提及”“回避這問題”。但“這第三次打擊更加難以承受，還不在於以他為靶子的全國範圍的批判，更在於他在別人軟硬兼施下舉措失當，所作的違心‘檢討’而帶來未曾料到的影響，他為內心的懊惱、矛盾、痛苦深深地纏繞，心靈受到了重創，鬱悶成疾”。顧驤認為自己“至今還沒有足夠材料，有把握準確判斷出他當時複雜的真實思想”，但他借周揚給《鄧拓文集》寫的序言指出了周揚真實思想的一個方麵：“一個作家發現自己在思想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覺得，周揚在其時最感痛苦的，恐怕還不是自己的思想與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更在於麵臨著其時政治觀點的並非一致，譬如當時黨內某些高層領導人在諸多問題上的不一致，就是盡人皆知的，因之，文化界才會有人對周揚的檢討“表示‘遺憾’‘失望’，嘖有微詞”，不是糾纏於思想與政治觀點不一時的矛盾，更是糾纏於政治觀點本身的不一才更令晚年的周揚痛苦。直到終年，周揚也未能從思想與政治的矛盾中解脫出來，周揚，畢竟隻有一個。
《晚年周揚》中有一個細節是極有意義的，可惜作者未能對此給以展開：“人們對1983年3月7日在中央高級黨校禮堂開幕的紀念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的會，不少文章誤稱作‘紀念會’這是不準確的，那次會是‘學術報告會’。‘紀念會’是有的，那是在這七天之後的3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萬人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大會上作報告，那個長篇報告才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思想與政治習以為常的混淆與此可見一斑，明乎此，對我們尋找在周揚一生中一以貫之的線索，也許不無裨益。
開啟探尋中國當代作家命運的窗口
——讀《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
中國的作家，曾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對社會變革最為“敏感的神經和觸角”，通過對作家的研究，可以準確地把握住中國社會流變的豐富性、微妙性、深刻性。過去對作家的研究，一般是借助某種理論視角，通過對作家的生平、作品及與之所處的時代環境的關係的論述來進行的，理論視角的更新，帶來對研究對象意義的刷新，這沒有什麼不對，但不夠全麵，譬如說，作家與出版界的關係，作家的生存形態與作家創作的關係等等，就一直是薄弱到幾近空白的領域，而這些，恰恰對作家的創作形態起著最為直接的製約作用。可喜的是，這種對作家研究格局上的缺失，最近幾年有了極大的改進，對出版、期刊、大學、體製等等與作家創作關係的實證性研究，在研究中通過史料的呈現以顯現意義，正在成為學界近來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邢小群的新著《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就是這道亮麗風景線中的一片誘人的風景。
體製、機製與作家生態的關係是這本新著所關注的重點。新的體製、機製對作家生態的影響在邢著中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