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文研所的主要創辦人及直接領導者，丁玲的興衰與文研所的興衰直接相關，而這一切，又與周揚密不可分，因之，丁玲其人其時與文研所的關係，丁玲與周揚的關係是邢著所關注的又一重點。
丁玲是吸吮著五四的思想文化乳汁成長起來的，其後又自覺地積極地接受根據地的思想文化資源，麵對特定曆史時期所出現的時代矛盾，兩種思想文化資源在丁玲身上交互作用受力不一，形成了邢著中所說的兩個丁玲現象。據邢著介紹，丁玲在建國後，沒有如同其他的左翼作家那樣，否認自己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者之前的創作，譬如說，她就始終沒有隨同其時“左”的時潮否認、批判過自己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但是，她在晚年，也沒有隨同其時“思想解放”的時潮否認自己曾經自覺接受的創作方式，她在晚年寫了回到《莎菲》的《牛棚小品》，也寫了延續《桑幹河上》的《杜晚香》，但是，她在理性上又更認可《杜晚香》。丁玲在1957年時與時潮相違被視為“右派”；新時期之初，又與時潮相違被視為“左”，這都與她所接受的兩種思想文化資源在其身上用力不一相關，也與她基於作家的天性敏感，對時潮內所潛含的一種傾向完全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內在危機的敏感有關。在邢著中，我們通過邢著提供的大量史料，看到了丁玲在工作與創作指導中的這樣的兩種表現形態，一方麵，以“文藝黨校”以共產黨在文藝界的“黃埔軍校”自居，緊隨時勢。從徐剛提供的文研所的運行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政治學習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而丁玲本人在文藝界也是批完這個批那個，“左”得可愛也可怕。另一方麵，在具體的創作指導工作中，譬如在對《靜靜的頓河》的輔導中，又能自覺排除“左”的幹擾，回到文學的“自由”立場上來。在邢著中，有這樣的一個生動細節頗能說明丁玲的這種矛盾：丁玲在看胡考的一篇小說時，為其中的人性之美感動得痛哭失聲，不能自已，但在麵見胡考時，又口氣大變，批評其作“缺少英雄氣概”。可以說，丁玲的矛盾處，正是其時不同的思想文化資源在文學界消長起伏交錯作用的集中反映。這樣的一種矛盾，必然地體現在文研所的運行過程之中，文研所的興衰，是可以在這樣的一種矛盾中找到其深層原因的。
丁玲與周揚的矛盾是學界所特別關注的，為之著文者很多，對丁玲與周揚的矛盾的剖析也是這本邢著所特別著力的。丁玲與周揚的矛盾之所以成為死死纏繞無法解開的死結，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於其中，有理論家與作家的矛盾，有均予成為文壇中心的矛盾，有接受的文學思想不同而形成的矛盾：丁玲的文學思想資源來自魯迅，周揚的文學思想資源則來自俄蘇，也有為體製所限相互不能同時相容的矛盾——如在20世紀30年代，二者是可以同時對立並存的。但從根本上說，丁玲與周揚的矛盾死結則在於二者的相似之處：二者的思想經曆大致相似，二者所麵臨的特定曆史時期的時代矛盾及二人對此的矛盾心態相似。周揚其實也是很懂文藝的。如果說有兩個丁玲，那麼，也可以說，有兩個周揚，有一個懂文藝的周揚，也有一個懂政治的周揚。周揚之所以多次受到“政治上不開展”的批評，正是其“懂文藝的周揚”時時仍“在場”的原因。周揚對丁玲的至死不予道歉，其內心深層是來自於自己無意識深處的自己在理性上也不清楚的對自己的另一麵、另一個的深深恐懼，丁玲對周揚亦如是。邢著講，丁玲曾說在十年浩劫之後，說自己“左”的人，正是當年把自己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這些人的代表，我想周揚可算一個。二人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形態的衝突，實乃來自於兩個丁玲與兩個周揚在不同時代的二人各自一麵、一個相互易位的相錯、交錯，而這相錯、交錯，無論就二人各自一麵、一個的易位，還是就二人各自一麵、一個與時代的對應，乃至二人各自一麵、一個的相交，又都絕非是線性的、直接的，而是相互纏繞相互滲透的，如此，才這般地複雜，成為無法解開無法理清的死結，成為一個難以破譯之謎。順帶說一句，丁玲之所以對沈從文至死都耿耿於懷，不能諒解，與丁玲與周揚的關係也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丁玲之所以對沈從文至死都耿耿於懷，不能諒解，其內心深層，正來自於自己無意識深處的自己在理性上也不清楚的對自己的另一麵、另一個的深深恐懼。
邢著提供給我們可供言說的話題還有許多，譬如對當事人的訪談在揭示事件真相上的真實性，譬如個人參與的偶然性、隨機性對曆史事件的影響等等，限於篇幅，就留待來日再說了。
第三節二十一世紀的胡適——讀《胡適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