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1956年2月全國大規模地批判胡適的運動剛剛過去之後，毛澤東就說過：“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前幾年，在當今中國思想界頗有影響的李慎之先生也說過一句言簡意賅的話：“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不論毛澤東是出於一個偉大政治家的直覺，還是出於風趣，或許是二者兼而有之，也不論對於李慎之的話怎樣歧見紛呈，但一個公認的不爭的事實卻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胡適在中國內陸“行情看漲”，而且在短期內，還看不到“下落”的“征兆”。其實，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胡適之於中國社會轉型期，之於中國當今現代化之意義，就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隻是到了21世紀，才蔚然成勢，形成了一種話語，一種言說，而之所以如此，總有著其內在的深刻的原因所在吧。
記得王富仁先生在一次會上曾說過：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在三種思想文化背景下構成，可以分為三個群體：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受俄蘇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察考史實，此言不謬也。前兩派知識分子，大抵代表底層的民眾利益，因之，政治革命性強，富於現實的批判性、戰鬥性，常主張對社會的激烈變革，且於當政者與社會常處直接的尖銳的對抗位置。他們內部及他們相互之間，雖也時時有你死我活的衝突，卻是一家子內的事，但與後一派知識分子，卻始終是涇渭分明，勢不兩立。後一派知識分子，大抵多與社會上層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對社會多取溫和的改良姿態，且與當政者與社會常處參與位置。他們內部，也多有衝突，卻不你死我活，倒是多有合作，但與前兩派知識分子，除五四時代外，卻從未有過一致與合作。在中國20世紀的大走勢中，前兩派知識分子，在與外部的鬥爭及內部的不斷清洗、淘汰的過程中，因其適應了時代突變性的社會政治革命的需求，所以，漸居時代的主潮、主導、領導之位。後一派知識分子，因其在社會政治變革層麵上，與時代的突變性的社會政治革命需求相對疏離，所以，就從不曾有過哪怕是短暫的風光，雖然他們也曾一度設想並試圖實現自己的“好政府主義”。那原因，我想是在於這一派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結構說來，恐怕是更具有“異質性”的，所以，他們雖不曾如前兩派知識分子那樣取與社會尖銳對抗的姿態，而取溫和的漸進的改良的姿態，但從最根本上說，他們與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卻是更具深層的對抗性的。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可視為前兩派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可視為後一派知識分子的代表，魯迅，則是獨立於三者之外的異數，這倒不是要抬高魯迅才這樣說，而是魯迅的真實存在使之然，雖然魯迅生前與前兩派知識分子關係較近而與後一派知識分子相對疏離甚至始終敵對，但那實在是當時的曆史情境使之然，進入21世紀，魯迅倒是不斷地被冠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等名稱，從而與後一派知識分子在實質上，漸漸多了一致之處呢。
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在從經濟基礎這一最根本處發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本質性變革後，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也相應地或快或慢地不斷地在進行調適、調整。突變性、革命性的社會政治變革時代成為過去，漸進性、建設性的現代經濟現代民主社會正在到來，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英美派知識分子浮出曆史地表也就成了一種必然，那原因，我想至少有二：一是在突變性、革命性的社會政治變革時代成為過去時，與之相應的曾經產生過重大積極效用的法、德、俄的激進思潮也就麵臨著新的調整與轉換，與漸進性、建設性的現代經濟現代民主社會相應的英美文化思想則成為今天的重要的思想文化精神資源。再一個原因則是，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前提與條件，英美派知識分子的精神風範是通過直接汲取英美物質高度發達國家的精神文明成果而間接地建立在相應的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這使他們在曆史上，一度疏離於中國的社會變革需求，但在今天，隨著社會範式的轉型，隨著經濟物質水準的提高，原有的建築在破除物質貧困基礎上的精神風範正在成為過去，對建築在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精神文明成果的汲取已經成為新的時代之急需，正是在這種急需中，英美派知識分子的精神風範具有了重要的研究價值。
胡適之於21世紀的重要意義或許於此可以顯見一斑吧？
沈衛威先生是胡適研究領域裏的重要方家之一，他的《無地自由——胡適傳》曾是當年胡適研究領域裏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這本《胡適周圍》在思想、學術含量上，自然不能與那一本相比，但也頗值一讀，不容忽視。
《胡適周圍》主要記寫了與胡適交往甚密或與胡適發生過一定重要關係的或受胡適思想影響較深的幾位中國政治、文化、學術界的風雲人物與胡適的交往之史、之情。想當年，“我的朋友胡適之”曾是一句“流行語”，記寫胡適周圍之人，於中正可見胡適對中國社會影響之重要，也因為將胡適置於多角度透視之聚焦下，從而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胡適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