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將《胡適周圍》所記寫的胡適周圍之人，粗略分為四個部分：政界要人，學界中人，異性世界，風範之後。
第一個部分生動地呈現了胡適對於中國社會的政治影響。毛澤東將胡適作為文化思想上最危險最重要的敵人。新中國建立後，在取得政治統治權之後，麵臨著在實際上取得文化思想上的統治權的任務，而其最大障礙正是胡適，由此有了對胡適的大規模的批判，並以此來征服中國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則將胡適作為爭取社會輿論的重要籌碼，從而利用胡適競選總統一職。無論是批判還是拉攏、利用，都說明了中國的兩大政治力量——共產黨、國民黨，都不曾忽視胡適在中國社會政治中的存在價值。作為積極影響於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楷模，我想，胡適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雖然他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可以說，他無時無刻不影響於中國的社會，這正體現了知識分子之於社會的力量。
第二個部分生動地呈現了胡適之於中國文化、思想、學術研究的影響。中國現代學術規範的建立，中國現代學術隊伍的培養，胡適功不可沒。書中所記寫的胡適之於顧頡剛、沈從文等可為生動個例。而我尤其感興趣的是，胡適與吳宓原是密友而後來竟發展成為思想與學術上的死對頭；與胡適對立甚烈的茅盾，卻也曾深受胡適之影響。當社會處於開放性、多元性、兼容性之時，各派文化力量學術力量可以在相互對抗中，相互影響、相互製衡、相互促進，從而形成一種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猶如沒有“惡狼”的存在，“山羊”的奔跑能力隻會急劇下降一樣。在各派文化、學術力量的衝突、對抗過程中，從開放性、多元性、兼容性發展到封閉性、單一性、排他性，看似學術生態環境的純化與淨化，看似一方的勝利，實則是學術生態環境的蒼白與失血，且造成了造血機能的萎縮與造血資源的匱乏。在這種萎縮與匱乏中，由於沒有異質力量來調整、製衡自身的內在矛盾，勝利的一方在獲勝的同時，也就開始了向自身負麵的轉化。熟悉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的人，從周揚派的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在“文革”中，以自身的理論、邏輯埋葬了自身的曆程中，應該對此是並不陌生的。
第三個部分生動地呈現了胡適個人生活中最為敏感、隱秘、深層的部分。在五四、1930年代，與日本派、俄蘇派知識分子對婚姻及個人情感的激進態度相比，英美派知識分子在這方麵往往取一種改良、妥協、穩健之姿態，胡適即如此：也曾有過對婚姻的不滿，也曾有過婚外感情，也曾對男女之情有過深刻、細膩、豐富、微妙的體驗與認識，但卻最終歸結於對社會現存狀況的妥協。也許正因為對新舊交替之痛有著刻骨的個人性生命體驗，胡適才會對徐誌摩、沈從文的個人情感生活抱深刻的理解、同情、寬容之態度吧。順帶說一句，在英美派知識分子的婚愛生活中，徐誌摩似乎是一個例外。但徐誌摩看似放浪，實則不然，而是對婚愛生活取一種極為認真、磊落、負責的態度，究其實，也仍然是英美尊重個人的現代思想浸染、育化的結果。
第四個部分生動地呈現了胡適風範在胡適離開大陸後的遭際。學界曾討論過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怎樣？我想，與魯迅人格精神相通的瞿秋白在黨內的遭遇，深受魯迅人格精神影響的胡風、馮雪峰、丁玲、蕭軍等人在解放後的遭遇，或許可以對此有所說明。同樣地假設一下，胡適如果不離開大陸會怎樣，我想，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建國後在大陸的遭遇，或許也可以對此有所說明，這就是我讀了《胡適周圍》中對儲安平等人的記寫後，感受頗強烈的一點。
胡適之與21世紀的中國意義究竟如何尚不能確定，但胡適之於21世紀中國的意義，卻無論如何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繞不開的話題，《胡適周圍》給這個話題添了新的談資，那麼，就讓我們繼續深入地談下去吧。
麵對全球化浪潮的弱勢區域文學
——讀《精神中原——２０世紀河南文學》
處於弱勢區域的人，如何在物質生存、精神構成、社會存在上應對洶湧而至的全球化浪潮，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就類如河南這樣的中國內陸省份而言，這種應對更是雙重的：如果說，在全球化浪潮中，處於弱勢的中國有一個如何應對處於強勢的西方的問題，有一個如何不把他人的問題、話語當做自己的問題、話語的問題，那麼，類如河南這樣的中國內陸省份，還存在著一個如何應對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的問題，還存在著一個不要“錯把杭州作汴州”的問題。文學是最為鮮活的一種社會與人的存在的外化、物化形態，藉文學形態的演化來理清自己的曆史，梳理自己的現在，不失為處於弱勢區域的人認清自己、把握自己的一條有效途徑。近些年來，區域文學史、省別文學史的撰寫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重視，此為其因之一，在這其中，由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五十二萬字的《精神中原——20世紀河南文學》一書，則以其獨特之處尤為引人注目。這本書不是從文學的方方麵麵對20世紀河南文學作全麵的類如“文學史”的概括，而是從區域文化精神特征的角度來選取、評判寫作對象，這就使得這本書與當今現實境遇構成了某種“對話”關係，這是我對本書特別看重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