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河南，關於河南人，近幾年來，社會各界，尤其在民間，在民間的各種“段子”中，言論紛紛，沸沸揚揚，更由於《河南人惹誰了？》等幾本書的出版，一時間使河南、河南人成為了一個“話題”。“已經過世的、土生土長的河南作家喬典運，在回答外省同行‘究竟啥叫河南人’的追問時，曾慢慢悠悠地說：‘河南人就是咱中國人的媽’”。學者魯樞元補充、解釋說：“他其實是在說：這塊黃河流過的山川，曾經是哺育了中華民族的搖籃”。（見本書第78頁）確實，河南文化作為中原文化的主幹、骨架，曾經攀上中國曆史的頂峰，無限風光。但自近代以來，卻從文化中心不斷向文化邊緣後撤，其形態的演化軌跡，不啻是中華傳統文化演化的縮影。關於河南的話題在今天之所以引人注目，或許正在於那正是我們民族基因裂變、嬗變的震蕩所致。如是，這是我特別看重這本書出版的另一重緣由：它既是區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
打開這樣的一本厚重的大書，河南甚至中華民族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撲麵而來，而這扇風雨之窗則是由作品、作者及敘述這作品、作者的敘述者共同鍛造的，這風雨之窗的向度、大小、質地，影響著我們對這風風雨雨的大大小小的具體感受。
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劉增傑、孫蓀分述20世紀河南上半葉、下半葉的長文，魯樞元縱貫河南古今的長文及任訪秋、趙道山對百年開封文學的述略。劉、孫兩篇文章合起來堪稱是對20世紀河南文學流變中精神演化軌跡的深刻勾勒，作者不僅以翔實的史料及對作品中所蘊含的文化精神特征的準確把握來證實著這種演化軌跡，而且對之所以如此的內因、外因也作了深入的探討，譬如劉增傑認為“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20世紀上半葉的衰落”，從外因上考察，是因為“頻繁的戰亂”“政治的迫害”“河南整個學術機構領導人員的指導水平，基礎設施，文化氛圍”的不盡如人意等等，“這種比黃河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遠為嚴重的人才流失”，“無法讓學術、創作繁榮於中原沃土”。從內因上考察，則是因為“最缺乏的是對自身的反思。20世紀上半葉的作家各自為戰，缺乏交流切磋。小有所獲，即生一種小農式的自足。既缺乏對自身前進的必要反省，更不具備整體反思的條件”。魯樞元的文章以生命的激情，清醒的理性，對河南的文化精神及其之所以產生的土壤作了全麵的擁抱：作者一方麵指出了河南所麵臨的危機：在今天“趕超型的發展模式中，河南有可能再次成為中國的‘鍋底’”；一方麵又對河南的前景充滿了希望，他以河南人的口頭語“中”為典型之例：“這個‘中’字，又是儒家哲學中的‘中庸’的‘中’，道家哲學中‘守中’的‘中’，這個‘中’字，其實包孕著異常豐富的哲學內涵，潛藏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厚積澱，凝聚著中原人民高度的生存智慧”，“當代河南人……對於自己深深鍾愛的這個‘中’字，不應輕易拋棄，而應當賦予新的哲學含義”。任、趙的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卻對百年開封文學作了高度的概括，由於開封曾經長期是河南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開封成了一個透視河南的凝聚點。這樣，四篇文章就成為一個有機的板塊，對百年河南的文化精神作了整體地集中地展示。
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是這本書的主體部分，精神中原種種形態就具體地存在於這一部分之中。
李準、張一弓、劉震雲、李季、姚雪垠、二月河等作家的創作及豫劇《朝陽溝》，在中國文壇都曾產生過較大的反響，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相對說來也比較多，你隻要大致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他們的創作大都以傳統式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而見長，其創作方式、審美趣味也大多與傳統相近。李準對合作化、公社化、黃泛區的關注及其作品中的民間隱形結構；張一弓對20世紀50年代農村的反思，對新時期農民的描寫；劉震雲對世俗人生的關懷及在此基礎上的對政治曆史的解構是如此，李季詩歌及《朝陽溝》中那政治與民間相交織的情懷、情趣是如此；使姚雪垠、二月河得以享有大名的《李自成》的政治含義、“清帝係列”的傳統價值形態也是如此。看他們的作品及其對他們作品的看重，你不由得會想到那中原的深厚沃土，也不由得要想到其二者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