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雖然久遠，但個體人生的日常性生活卻從來不曾成為社會的中心話語，我們從來注重的是生命的社會價值，而將生命的個體價值置於生命的社會價值之下。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將個體浮出曆史水麵，生命的個體價值漸次為新的時代所體認，而在生命的個體價值構成中，個體人生的日常性生活無疑是其極為重要的部分，日常性生活如何，直接關係著個體的生命質量。天性敏感於此的女性率先袒露了此中信息，這就是向來被人所誤讀的“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寫個體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出現。由於如上所說，中國曆史上向來缺乏如何正確麵對個體人生日常性生活的價值資源，所以，當這一生活作為一個時代的表征浮出曆史水麵之後，對此的集體性的語無倫次、失語、手足無措就是必然的了，這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一是認為人生詩意、價值、色澤的消失，認為平庸已然如潮水一樣覆沒了神州大地。一是由此而來的對“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寫個體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批評，這一批評的根本性理論支點是傳統的將生命的社會價值看得高於生命的個體價值。一是“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寫個體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在寫這一日常性生活時的局限，這一局限來自於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這一生活狀態目下的局限，就是說，這一生活狀態本身目下還極不理想，如何使散文化平常化的日常生活潛隱著生命的詩意與質感，這是今天這個時代雖然提出卻還未能麵對的問題。一個方麵是抒寫這一狀態的作者，尚無透徹、洞穿這一生活的能力。但無論如何，“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寫個體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將這一命題率先醒目地坦示在世人麵前，已然鮮明地彰顯了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前沿意義及對今天時代的表征意義。也正因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對“小女人散文”的厘清及對都市女性小品文的闡釋，在對個體人生日常性生活的集體性“失語”中，顯得尤為及時，尤為深刻。
相較於新一代女性寫的“小女人散文”，年長一代女性所寫的注重個體日常生活的散文，因了其人生滄桑的曆史積澱，所以，顯得更為深刻、厚重，顯得特別地具有曆史的縱深感。譬如，劉思謙先生在《一日三餐》中寫道：“把女人關於一日三餐的‘意識流’接起來，比黃河、長江還長；把女人往返於菜場、糧店、廚房的‘小短趟’接起來，大約總能繞地球一周。”在過去，我們總是把社會、曆史的運行看得高於一切，個體生命是服務、犧牲於社會曆史的運行的，但是，在劉思謙先生的筆下，二者顛倒了過來，作為個體生命的日常存在——女人關於一日三餐的“意識流”，女人往返於菜場、糧店、廚房的“小短趟”，是高於社會曆史的宏大存在——
黃河、長江、地球的，而個體生命的真正存在、個體生命的家園也正在這其中。於是，是讓日常存在成為對個體生命的世俗消損，還是讓日常存在成為個體生命的實現方式，“有一個我吃一日三餐還是一日三餐吃我的問題。”對個體生命而言，或行屍走肉，或鮮活其中形同而神異，堪稱生死攸關。年長一代女性較之新一代女性在麵對個體日常生活時所顯示出來的差異，在某一個方麵昭示著我們探尋個體日常生活的價值資源與價值向度——不是平麵地應對個體日常生活，而是要將個體日常生活置於曆史長河的流動之中置於時代風雲的淘洗之後。或許因為我是一個男性的原因，在探尋個體日常生活的意義時，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想到英美派現代知識分子對個體日常生活的重視，其實，早在1980年代中期，適應市場的閱讀需求，梁實秋、林語堂、徐誌摩等英美派現代知識分子1930年代散文作品的大量重印，即以預兆著時代精神的轉向，而在今天，怎樣看取上述兩種價值資源在今天麵對個體日常生活時的關聯性，應該是一個需要提出的有深度的學術話題。
如果說，個體日常生活在浮出曆史地表時，由於其與曆史的血肉粘連，得以讓我們有所把握有所依憑，那麼，女性經驗在浮出曆史地表之時，卻由於其與曆史關聯的陌生性而增加了我們對之理解的困難。固然，女性經驗在範疇上，可以分為日常生活、情欲、母性等等，但我在這裏，更願意在女性經驗的本體性層麵上給以探討。在我看來，女性經驗在本體性層麵上的核心是軀體經驗，其文字外化方式是軀體寫作。“軀體寫作”是埃萊娜·西蘇提出的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一個重要概念，我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知之不多，但經由我的“誤讀”，我覺得，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強調女性要敢於表達自己的身體經驗，更在於要建立自己不同於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話語方式。既然女性是被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形成”的，那麼，女性要想在話語形式上，擺脫被“形成”的狀態，就不能沿用、認可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而隻有以自己鮮活的生命需求作為最高的價值準則。所以，埃萊娜·西蘇才會號召用軀體寫作去“摧毀隔閡、等級、花言巧語和清規戒律”等社會既有的價值法則，才會提出女性“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或者我們可以將之粗略地簡化為：一方是由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建立起來的社會理性法則，一方是以鮮活的生命需求為依據的個體生命法則，在我看來，女性主義、女性寫作的真正意義，正在於以後者來挑戰、修正前者。一個社會，是由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等構建起來的，所以，前者赫然屹立於社會的中央，後者，用西方女性主義的話說，是“依靠經驗幸存的孤兒”，所以，後者隻能處於社會的邊緣。但在今天這樣一個在新的曆史螺旋上，重新提出“五四”式在“王綱解紐”下人的命題個體的命題的時代，後者又具有著鮮明地時代的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