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了上述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麵對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散文及其研究時，我們或許會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以供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第一，女性代際關係是20世紀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重要內容，由此顯示出女性找尋自身曆史的努力，女性代際及其代際關係的演化軌跡，正是個體生命在社會曆史長河中的浮沉軌跡，所以，找尋的深入趨勢，或許是經由女性形態走向個體形態。第二，親情、友情、愛情、婚姻、性等等是20世紀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又一重要內容，由此顯示出女性在走向生命深處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還更多的是一種獨白是一種自語，女性自覺不自覺地將潛在的可能的實在的對話者付諸闕如，影響著女性的此種努力。第三，社會理性法則與個體生命法則，各有其合理性，在二者的二律背反中審視二者，或許會有助於女性散文及其研究的拓寬與深入。第四，20世紀90年代女性散文及其研究將女性生理意義上的身體視為女性軀體寫作的重要內容，這固然有著回到原初的意義所在，但也要小心，不要給人以將女性生理與女性生命等同起來的誤解，不要讓人將女性生命意義上的軀體寫作誤解為女性生理意義上的軀體寫作，部分商家在女性生理意義上的身體上炒作女性軀體寫作，與社會對此的誤解不無關係。第五，對男性缺乏“理解之同情”，並因了這種缺乏而將男性付諸闕如，並因了這種缺乏因了這種付諸闕如而影響了女性對自身理解的深入，是20世紀90年代女性散文的一大缺憾。人隻有在對象化過程中才能確證自身的存在，而對象化過程中最好的對象自然非異性莫屬，這原本不是什麼深奧的道理。沒有了對男性的觀照，也就不能更好地觀照女性自身，隻是這樣地一種觀照，或許隻有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否定，才能在新的世紀構成其否定之否定吧。
性別，個體，將是新的世紀的時代關鍵詞之一，隻是對這兩個關鍵詞的解讀才剛剛開始。
根正基固新意迭現
——讀《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因了在有意無意之中，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支思想、精神、情感的主動脈，在近些年來，從次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次等學科，漸成為一個日益受人關注的重要領域。約略說來，所謂的大陸的十七年文學，作為左翼文學的延續，其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全新的社會試驗形態的形象印證，在今天，在有了一定的時間距離後，特別是因為麵對著全球化語境下，資本經濟崛起給人帶來的價值危機，正使人得以以一種曆史的眼光，對之給以新的考量。上一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大陸的所謂新時期文學，其作為五四時代的遙遠的曆史的回聲，在一個新的螺旋上，似乎讓人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中國現代化的起跑線上，把五四時代所提出來的一係列的命題，以一種新的方式，讓人重新回味一番。最近十餘年來的大陸文學，又讓人與全球化不期而遇，從作品生產、傳播的方式，到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人生內容、精神征兆，無不因了與當下的切合性，給人以無盡言說的興趣。而當代的台港澳文學，則又讓人從中看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別一種社會生活、精神風貌、情感形態。確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還遠遠談不到“經典化”，還處於變動不居的態勢，但也因此，它又充滿了與當下價值需求血肉相連的生機、活力，這，或許就是其對許多的研究者構成誘惑的所在吧？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作為對其給以係統清理的努力方式，也就成為了這誘惑中的誘惑了吧？單單以這幾年筆者目力所及，就讀到了洪子誠、陳思和、朱棟霖、楊匡漢、孟繁華、王慶生、於可訓、張炯、吳秀明、金漢等人或獨著或合作或主編的多種有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還不包括其他以別的名稱出現的帶有當代文學史性質的專著，眼前的這本由董健、丁帆、王彬彬三人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則又讓筆者眼前一亮，產生了對此話題給以言說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