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治史意識，是這本《新稿》的一個特別值得稱道之處。這一意識，集中地體現在由主編集體審定的《緒論》之中，也因之貫穿於全書的寫作之中。作者在《緒論》中對當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三種不良傾向作了批評，這三種傾向是：曆史補缺主義、曆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所謂曆史補缺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都是因為試圖彌補大陸十七年文學的單薄、蒼白而發生。一是努力要在大陸十七年文學中，尋找到與其時主流相違的“異端”，並過高地評價這“異端”在“史”中的位置、作用。一是美化十七年主流文學的缺陷，並賦予這缺陷以當下的積極意義。前者因為想以所發現的在當時並未發生大的實際影響的“異端”來削弱主流文學在其時的“史”中的份額，回避對其的評價與清理，因之，不是一種曆史的態度。後者因為簡單地以西方後現代的理論來套取十七年文學，混淆了時空，“錯把杭州作汴州”，因之，也不是一種正確麵對曆史的態度，這其實已經與《新稿》作者所說的曆史混合主義有了相通之處了，都是“切斷了曆史的‘鏈條’，並將其各個‘環節’的邏輯順序完全弄亂了”，也因之抽空了特定曆史時空的具體時代的內涵，在麵對曆史時，采取了一種非曆史的態度。這種對特定曆史時空具體時代內涵的抽空，也是《新稿》作者所列舉的庸俗技術主義的一個最為主要的症狀，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抹平了不同時代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人文價值上的是非對錯，從而使“人”的曆史，因了“人”的“不在”而喪失了曆史本身。
鮮明的“五四”的價值立場，是這本《新稿》的又一特別值得稱道之處。五四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起跑線。五四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起跑線，是為中國的曆史進程及當時的社會情境所決定的。正是因為老中國或者說傳統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各個方麵，自身內在生命力的衰敗，才使得以現代西方為主要參照的根本性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得以發生。我們現在回頭看看，五四以來所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人的問題，是否已經解決了呢？沒有，根本沒有。信手舉例，傳統文化對現代文化的強大的滯後力，現代文明的稀薄，資本經濟對人的損害等等，哪一個不仍然是今天所麵臨的急迫的社會問題呢？你隻要看看以官本位為特征的權力崇拜在今天的盛行，不僅僅盛行在民眾之中，甚至也盛行並腐蝕於知識界、思想界，就可知五四所提出的科學、民主在今天還是多麼的遙遠；你隻要看看當今獨立個體、愛、日常生活中詩意等等的缺失，就可知魯迅、胡適、冰心、梁實秋等等與我們還是多麼的親近；你隻要稍稍傾聽一下底層民眾弱勢群體在今天的呻吟，就會覺得，老舍、曹禺等人筆下的人道情懷，左翼作家的反抗之聲，在今天也仍少有人能夠企及。輕言五四已經過時，實在是過於脫離中國的實際現實，實在是過於地草率了。不能低估資訊、全球化、大眾傳播等等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影響，但一是中國的當代社會，是從五四的價值鏈條延伸而來，一是如前所述，五四以來所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仍是當今中國所麵臨的實際現實的主要矛盾，如是，堅守、豐富、深化五四立場並對之給以大力呼籲、張揚，對置換、替代五四立場給以必要地警惕，就顯得尤為必要。
正是對五四價值立場鮮明的堅守，使得《新稿》的作者能夠對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發展作出到位的描述與準確的價值判斷。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對史實的選擇，一個方麵是對史實的價值評判。就前者來說，《新稿》的作者，沒有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發生過較大影響的作家作品作大規模的置換。既以“十七年”文學為例，思潮中《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等文案，詩歌中李瑛、李季，短篇小說中峻青、王願堅，長篇小說中《山鄉巨變》《六十年的變遷》等等，這些在傳統文學觀念中給以入冊的史實、作家作品，依然在目，且對十七年文學中的作家作品的排列也無大的變化。初看起來，這似乎是因襲舊說，少有新貌，但實乃是對曾發生過的史實的基本尊重。但這種尊重，又不是簡單地對曾有過的作家、作品作機械地展示，而是將其作為自左翼而來的共和國文學形態及其在“史”中的份額、位置而給以呈現。曆史，是“文本的曆史”，正是《新稿》作者這種對史實的基本尊重，就使得後人得以對這一段文學史中，各種文學形態在其時的真實位置、影響、特征，有了準確地把握，而不至於讓後人產生把後來者對那一時段文學的輕重分量不同的評判，當做那一時段的史實本身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