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對史實的價值評判而言，基於五四立場對史實、作家、作品的評判，可以說，流淌於這部《新稿》的字裏行間，並因之時時給人以“去蔽”之後的“澄明”的快感。譬如，對作為紅色經典的十七年文學中的主流文學，作者基本上是持一種反思的清理的態度：“世俗的情感並沒有成為作品表現英雄人物豐富內心世界的敘事空間，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專門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可以說，這是點在了十七年小說的穴位上了。譬如，麵對因畏懼現代化從而試圖重歸傳統文化家園的潮流，作者在借評價其時紅極一時的汪曾祺的小說《受戒》時指出：“對中國人的‘做戲’習性，對中國人的‘吃教’行為，魯迅曾作出了尖銳的批判。
而汪曾祺在《受戒》中，則以欣賞的語氣把中國民間‘做戲’和‘吃教’，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能不說，這是對‘五四’啟蒙精神的一種偏離，是精神狀態上的下移的倒退”。在評價新時期主力作家群“歸來者”的創作時，作者認為：“在這些作品中，個人的苦難被置於民族國家大敘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從而超越了對個人苦難的感性傾訴，具有較深遠的曆史感。
但這一思考向度，卻也帶來對個人苦難的認知……（因之）知識分子作為現代社會結構中極為特殊的群體，其精神是最為敏感的，對其苦難曆程的反思往往可以抵達劫難與人性的幽深，但這群‘歸來者’對自身苦難曆程的反思已然與這樣的抵達擦肩而過。於是，至今都還沒有類似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這樣的反思之作”。
在評價新時期之初作為“傷痕文學”之一部分的“悲悼散文”時，作者指出：“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諛墓’的習氣”而黎澍筆下田家英，韋君宜筆下的楊述，卻正因為是替逝者“進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而得以被作者所充分肯定。類似這樣的基於五四立場的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剖析文字，在《新稿》中不一而足，更不要說那些直接批評“後現代主義”“新左派”“新國學”的文字了。這樣的一以貫之的鮮明的價值指向，就使得這部《新稿》完全摒棄了那種僅僅以時間為線索，將作家作品串在一起給以呈示的文學史寫作中的平庸套路。
港澳台的作家作品在這部《新稿》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單單從直觀的外部、表麵上看，這也是這部《新稿》的一個分外顯明的特色。但許多人僅僅從中國當代文學的完整性這一點上，看待將港澳台的作家作品編入中國當代文學史，這部《新稿》卻對此作了更為深一步的研究，即認為大陸文學是解放區文學的直接延續與發展，台灣文學則是新一階段的國統區文學，淪陷區文學的某些特征則在港澳文學中得到延續。應該說，這一見解是極為珍貴的。
如果我們超越政治與黨派的視角，而將這三種區域這三種文學置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來加以考察，那麼，就應該承認，國民黨的統治時代及統治區域，也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對現代社會形態的嚐試，隻是由於未能解決好私有經濟的惡性膨脹，貧富之間的極端懸殊，壟斷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權力機構的腐敗等等，從而導致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垮台及在台灣地區的重新調整。解放區及其後的新中國，是作為對以國民黨統治為代表的現代社會上述種種弊端的製衡及顛覆，作為對一種新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嚐試而產生的。租界、淪陷區、港澳，則作為現代後發弱勢區域與現代先發強勢區域的衝突、糾纏、碰撞的一種特殊形態而存在。
而三者的文學猶如《新稿》作者所說：同為“中國文化接受外來異質文化的挑戰而做出曆史性的回應……有著那種文化根脈的相通”，因之，不以數量的多少，成就的大小，而從對現代化進程的回應的質素這一點上，看取三者各自的意義，比較三者的不同，就不再是僅僅從曆史形態上，而且是從意義、價值、邏輯關聯等等方麵，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種形態，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在相互的參照下，納入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
如是，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在如何看取鄉土文學、現代派文學、通俗文學的發生背景、形成過程、意義構成等等方麵，我們就能看到三者之間的廣闊的關聯空間。
對“文革”“顯流文學”的較充分的研究，也是這部《新稿》的一個令人矚目之處。過去，曾用“空白”一詞，就輕率地將“文革”時期的文學一筆帶過。近些年來，“文革”時期的文學，漸漸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但目下研究者似乎更多地將重點放在了對“文革”時期的潛流文學的研究上，無論從史實的打撈還是對民間寫作、地下寫作的重視，無不如此。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對“文革”時期占主流位置的顯流文學的研究，我以為應該是更具有價值的，更需要花大力氣給以研究的，隻有對此作出深入的透徹的研究，我們才有指望不再重演這一悲劇，我們也才能進一步因此而找出病灶的形成及其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而最終致癌的深層原因。德國人對德國知識界思想界為什麼未能製止希特勒上台反而是助長了希特勒上台的反思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日本人對日本的侵略行徑百般狡辯是我們所一向反對的，因之，我們有責任對“文革”文學作出更有深度更有力度的批判，否則的話，在麵對市場經濟所引發的現代化弊端的恐懼之中，我們是很容易飲鴆止渴地退回到對十七年的美化之中的，甚至會以一種貌似新潮貌似深刻的所謂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來為“文革”的死灰複燃唱讚歌。《新稿》的作者們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的，所以，他們花了很大的篇幅剖析、批判“文革”時期的顯流文學，如他們細致地結合文本，對“文革”顯流文學的敘事模式、抒情模式作了諸如“資格認定”“英雄垂範”“精神提升”“煉獄考驗”“命名儀式”等等有充分說服力的具體剖析，並通過重新劃分當代文學史的各個時段，如將1962-1971年作為一個時段，試圖將“文革”文學的形成引向曆史的縱深，雖然這種批判、引申，在我看來，還是遠遠不夠的，還沒有能夠觸及到“文革”精神的最深隱最深遠之處，但畢竟是開始觸及這一問題，並邁出了富有實際成果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