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一本對話體論集，但仍然可以看出作者們打撈曆史史實，去除曆史之“蔽”重現曆史之“真”的努力。借用現象學的一句話說，就是將一切原有的價值判斷予以“懸擱”，直接“回到事物本身”。這一特點與革命思潮、後現代思潮是不盡一致的。這兩個思潮也存在著一個將原有的價值判斷予以“懸擱”，直接“回到事物本身”的問題，但前者的一個側重點是在理論上予以清理以“去蔽存真”，後者的一個側重點是搞清楚“問題”的所在，莫把假問題當成真問題來給以討論。但自由主義思潮不同。如前所述，這一思潮一向在中國處於邊緣位置，對其的了解及從其視角出發而對曆史真像的窺見，一向是個“盲區”，且又被其他各種思潮之偏見所“汙染”，因之，通過對其史料及從其視角所發現的新的曆史史料的展示，以使世人對其有個新的理解，又因這新的理解而達到對中國曆史與現實的新的理解，就是當務之急了。這是其一。
其二，自由主義思潮推崇對社會具體的漸進性的變革，因之，注重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你從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你從胡適的事事講求“實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態度，對此即可了解一二。這一傳統也導致了當今的自由主義思潮注重通過史料，去除既往曆史之“蔽”，重現曆史之“真”的努力。
如是，側重於用史料而不是用新的理論來說明問題，就是當今自由主義思潮所常常采用且非常重視的方法。這也是這本對話體論集的一個特點。
如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五位作者對日記是如此的重視，套用一句話說就是：讀傳記不如讀年譜，讀年譜不如讀日記。那正是因為讀日記更多地回到了被研究者本身，而沒有經過研究者對被研究者的過濾，這在過去研究者過多地扭曲了被研究者的研究現狀下，尤為重要。如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五位作者要特別重視“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重視“科學家集團”，為什麼五位作者要特別重視“曆史細節”“重談沈崇事件”“蘇日中立條約”等等。這樣的一種注重史料的微觀的具體的實證的“回到事物本身”的研究方法，甚至也體現在了雜誌的名稱這樣的“小問題”上，如作者們認為：魯迅所辦雜誌“多帶有象征意味。這些名稱，一看就是代表被壓迫者情緒的，很有革命色彩和衝決一切羅網的氣概”。
“比如《莽原》《奔流》《未名》《北新》等等”。“魯迅用過的那些雜誌的名字，可以說，我們後來都用過了，而且現在還在用”。而“五四以後，胡適傳統在雜誌上的體現，就是由‘努力’‘獨立’‘現代’過渡到‘客觀’‘觀察’‘新路’，這是一些更為中性的名字”。
“而現在報紙雜誌用‘獨立’‘觀察’‘客觀’‘現代’來做欄目標題已經成為風氣”。
自然，這新的史料的發現或者展示，並通過這發現與展示，提出新的問題，賦予這些史料以新的地位、意義與價值，是與作者們站在新的立場上，從而有了新的視域是分不開的。對“一二·九”這一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提出與重視，對清華而不是北大知識分子群體的提出與重視，對體現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道路的代表性作家的重新審視就都是這樣。在這樣的一種立場及因之形成的新的視域下，當今的人文格局也就以一種不同的形態而得以呈示，譬如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人與思潮”，作者們就更加重視李銳、李普、李慎之、何家棟、鍾沛璋、王元化、葛劍雄、曹錦清、林賢治等人。
對“作家認同新左派”就有著更多的敏感。認為“從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那幾年，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是餘易木，最優秀的詩人是黃翔”，而今天章詒和的散文則“文起當代之衰”。
如我前麵曾說過的，自由主義思潮對於傳統中國而言，是一種更具異質性的更具深層對抗性的存在，一向處於曆史的邊緣，但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曆史大轉型期，自由主義思潮及這一思潮對曆史與現實的新的發現、理解的重要性正在為人們所重新認識且大有上升之趨勢。《思想操練》以其信息密集覆蓋麵廣的對自由主義思潮在今天風貌的呈示而給了我們對這一思潮進行論述的充分的談資，因而值得我們刮目相看。唯一的不足之處是，作為對話，五位作者之間更多的是呼應與補充，少了點爭論與對抗。同時，作為對話，如果能在五位作者之間的對話中，涉及到其他思潮對自己所論述的對象的評價，從而形成五位作者與其他思潮的對話，使對話更具開放性輻射性，或許更能引起學界對此的關注。今天是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在開放性輻射性的對話中，形成新的主體間性關係，或許也是我們所應該期待的吧。
從《雜書過眼錄》談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