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以研究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為當今中國思想界矚目，他的治學極有其獨特之處：他的文章一般都很短，一兩千字的樣子，少有萬字左右的長篇大論，這在紛紛以長文宏論宣講新說、構建新體係的今天，顯得很不“學術”“很零碎”；同時，他的文章，從表麵看來，又顯得“很雜亂”，就以他新近出版的《雜書過眼錄》來說吧，單單看看其文章篇名，就難免給人以“很雜亂”之感：《幾本關於財政學的書》《吳憲的一本書——〈營養概論〉》《〈中國農村經濟資料〉》《讀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學國文試題》《舊英文辭典》《“科學家集團”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貢獻》《1913年的〈美國公民學〉》等等，這在“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今天，顯得很不“學問”，很不“專家”；還有，謝泳的文章，大多偏重於事實描述事實判斷，少作價值判斷的論述與展開，這在時時“轟動”“打響”的今天，顯得很不“激動人心”很不讓人“情緒激昂”。
但是，明眼人卻深知謝泳這些文章的價值所在，誠如朱競所說：謝泳的“文章大都很短，千字文構成大學問”，“謝泳的文章是平穩舒緩的，但在平穩舒緩的背後卻隱藏著尖銳的思想和個人的風格”。韓石山也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說，謝泳的文章，看似平穩舒緩，但內裏卻是包含著“骨頭”的。就以這本《雜書過眼錄》來說吧，朱競就對此評價說：“使一幅近百年的中國人文曆史的長卷，重現在讀者的眼前”。我對謝泳學術研究意義的論述，就由以上所述而展開。
別看謝泳這些表麵看起來“很雜亂”的短文，忽而談大學教育，忽而談“科學家集團”，忽而又談“中學國文試題”，甚至忽而又談“舊英文辭典”，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方方麵麵，林林總總，總是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生存境況、思想內質、命運之義相關，而之所以“很零碎”“很雜亂”，卻又能“千字文構成大學問”，又是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曆史與現實的境況是分不開的。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自身內在危機與西方外來刺激的雙重作用下，走上了一條矛盾重重的現代化之路，之所以是矛盾重重，是因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以法德俄為主體的激進思潮與以英美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過程中的發展與變異等等，在相互的激活與遮蔽中，各自作為“平行四邊形”的“總的合力”中的一種“力”，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以英美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思潮，在今天值得言說者有六：第一，如我在另一篇短文中所說：“此種思潮，代表現代經濟利益，推崇現代文明、民主製度，推崇對社會現狀的漸進性改良，強調個體本位，倡導個體的權利與義務、社會的有序與責任，因之，對於傳統中國而言，是一種更具異質性的更具深層對抗性的存在”。
第二，由於對於傳統中國而言，此種思潮更具異質性，特別是由於此種思潮是建築在物質文明程度較高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文明形態，所以，此種思潮不為大多數中國民眾所認知，隻是存在於上層知識分子之中。第三，以法德俄為主體的激進思潮，更直接地代表著底層民眾與弱勢民族的利益與情緒訴求，推崇對社會現狀的突變性變革，強調整體的力量並因之強調個體對整體的服從，重精神而輕物質，倡導忠誠、獻身、犧牲、激情、受難等等超乎常人之上的超常性的精神質素，所以，與傳統中國有著更強的親和力，更易於為中國的廣大民眾所接受，且適應了時代突變性的社會政治變革的需求，所以，從曆史事實的層麵看，這一思潮曾位居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主潮位置，而自由主義思潮則因其與傳統中國更居“異質”性，因其隻存在於少數上層知識分子之中，因其疏離於時代突變性的社會政治變革之外，所以，始終位居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邊緣，甚至因為激進思潮對其的長期排斥而處於被“遮蔽”的“盲區”，但如果我們從邏輯的價值的層麵看，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自由主義思潮倒是更具現代性更是位居主潮位置的。
第四，當今天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這一最根本處發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本質性變革後，突變性的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時代正在成為過去，漸進性的建設性的現代經濟現代民主的時代正在到來，在這一社會的曆史轉型中，相應地，在曆史事實層麵，自由主義思潮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譬如在尊重個體利益的現代民主社會範型的建立上，在“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現代文化理念的呼籲上，在和諧的正常的個體人生形態的倡導上等等，如此，才有了當今學界對胡適等人介入政治的推崇，對顧準等人思想探索的看重，對梁實秋等人“閑適”日常人生價值的重新發現等等。第五，這一思潮在五四時代形成之後，在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外力的因素，在壓抑、排斥、遮蔽、扭曲、汙染中，造成了真正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