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由於激進思潮對思想、精神的極為推重，所以，激進思潮在政治文化與文學領域裏表現得最為充分，而自由主義思潮由於重視現實的實際實現，所以，除此之外，還在經濟、實業、自然科學等方麵有著相當充分的表現。
明乎此，我們或許可以對謝泳對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研究的意義、方式、方法給以比較到位的論說。謝泳之所以要跨越半個多世紀在五四、1930年代尋求自由主義的價值資源，這是與前述這一價值資源在今天的“斷裂”形態及這一價值資源在今天的現實意義分不開的。西方新曆史主義認為：曆史是文本的曆史，曆史籍文本而存在，福柯也認為：話語是權力作用下的產物。當自由主義思潮因為外力的作用，長期處於“失語”狀態，且因“失語”而無“曆史的文本”成為“不在”的曆史或者成為西方新曆史主義所說的“小曆史”時，謝泳正是靠著極大的耐心與毅力，搜尋、打撈著自由主義的文本的“碎片”，“小曆史”的“碎片”。謝泳的文章大都比較短小，是“千字文”，固然是遵循著自由主義“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治學傳統，但更根本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由於前述自由主義在今天的“斷裂”形態“碎片”形態所決定的。但謝泳正是以此努力力圖使自由主義在曆史中，從“不在”成為“在”，並以此“小曆史”解構“大曆史”，這正是謝泳這些“千字文”能構成“大學問”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自由主義思潮除在政治文化、文學領域有著相當的表現之外，在經濟、實業、自然科學等等方麵也有著相當充分的表現，謝泳對這些領域的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種種努力、精神風貌的“碎片”式呈現，就使得他的文章不僅僅是“小”，而且顯得“很零碎，很雜亂”，但這些，又無不成為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不僅僅於這些領域的現代文明的構建有著直接的積極意義，其更深刻之處，更在於現代科學、理性、務實精神的彰顯。在突變性的社會政治變革過程中，理想的召喚，激情的迸發，力量的顯示，集團利益的維護，無疑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在這之中，現代科學、理性、務實精神則在有意與無意之中，在不可避免與可以避免之中，被擠壓、忽略了，而現代科學、理性、務實精神在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科學家集團”中，有著最為集中、突出的體現。正因此，謝泳才會對其給以格外的重視並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他在《一個古生物學家的回憶錄》中，對自然科學家所寫的人文類的回憶錄給以高度的評價，同時認為：“在寫回憶錄方麵，作家往往是最差的”。
在《“科學家集團”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貢獻》中，對“科學家集團”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科學家集團’對時局的認識和‘文人集團’的差異也很大；‘科學家集團’對民主和專製的理解，對學生運動的評價等，與‘文人集團’也不同。40年代，‘科學家集團’在政治上的選擇，與‘文人集團’的選擇也耐人尋味”。
認為“科學家集團”“所體現的個人道德、專業精神，對國家民族、對民主自由、對政黨以及時局的看法等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內容”。他舉任鴻雋的一段話為例：“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的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任鴻雋的意見與學生的意見，或許可以視為現代理性與革命激情的差異的一個個例。而謝泳對“科學家集團”，對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經濟、實業、自然科學領域裏的充分表現的“碎片”式打撈，正因此而在“很零碎，很雜亂”的外表下，顯示出了其“大學問”的深刻之所在。
從我上麵講的幾點，我想讀者或許可以明白，為什麼朱競會說，在謝泳文章“平穩舒緩的背後卻隱藏著尖銳的思想和個人的風格”，為什麼韓石山會說，謝泳的文章在平實中卻含著“骨頭”。
但我這裏還想說的是，為什麼謝泳要用這樣的一種“平穩舒緩”的文字風格，或者說，謝泳在研究現代知識分子時，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一種文字風格。我覺得，此種文字風格是與謝泳將事實判斷看得高於價值判斷是分不開的，而謝泳之所以將事實判斷看得高於價值判斷，第一，由於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一向處於被“遮蔽”的“盲區”，被“擠壓”的“邊緣”，且又長期被“扭曲”“汙染”所以，借用現象學的一句話說，將一切原有的價值判斷予以“懸擱”“直接回到事物本身”，就有了將其“存在”得以“澄明”且對其“偏見”給以“解毒”之功效。第二，長期以來，由於對所謂思想性的強調，學界曾流行讓“事實”服務於某種先驗的思想，在此種導向下，“媚時”成為學界的積弊沉屙，所謂“媚時”，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媚政”，每當政界上層提出某種思想、觀念，不論這些思想、觀念怎樣隨著政界上層的變動而完全地不同，但學界總是可以用“如椽大筆”用種種“事實”論證其正確性；一是“媚新”，每當學界一種新理論出現時，學界總是有人能夠迫不及待地用此種新理論將曆史與現實改寫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