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則不然，他強調的是，在進入對象之前，不要先先驗地將對象給以價值上的是非取舍，而要先給對象以“理解之同情”，這樣，才能“擦抹”去塗在事實上的各種“油彩”，使“事實”自身所蘊含的“思想”得以呈現。第三，正由於謝泳將事實判斷看得高於價值判斷，而事實又是可以講述清楚的，所以，謝泳特別推崇胡適的文章推崇“科學家集團”的文章“明白如話”“無歧義”，推崇其“明白如話”“無歧義”中的“簡單”，而“最簡單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而他的文章則也力求這一文章風格的實現。
謝泳學術研究的深刻性及其意義效用現在還沒有完全地顯示出來，隨著時日的延續曆史的前行，人們對其學術研究或許會給以更多的重視，但我對他的學術研究，也有著某些不大以為然之處，譬如說，他在作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研究時，常常將魯迅作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對立麵而給以涉及，就拿他主編的那本《胡適，還是魯迅？》來說吧，單看題目，就可以看到他將二者給以對立比較的意思，而在我看來，魯迅生命形態的複雜性深刻性及其生命形態的多義性、文章的多義性，都不是能夠與胡適作簡單的線性對比的，不過，這就不是這篇小文所論述的範圍了，還是留待以後再說吧。
關於學術評判的片斷思考
——讀《文學爭鳴檔案》
近年來，關於如何進行科學的學術評判特別是社科的學術評判的話題屢屢為人所提及，其間因由，自然是為我們目下的現行體製所決定的，至少與我們目下的現行體製血肉相關，諸如怎樣科學地評判一個大學文科教師、一所高校或者一個學科點以及一本學術刊物的水準之類的問題，諸如計量手段在社科的學術評判中的應用問題等等。學術評判中所顯現出的學術機製問題不容忽視，這至少會對學術生產學術建設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在這樣的視域中，我讀到了張學正等人主編的《文學爭鳴檔案》，我想就此談幾個很具體的小問題，也許對方家正在討論中的社科的學術評判問題不無益處。
第一，專著與編著。在各類的學術評判工作中，編著的分值一般均低於專著，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你想，專著寫的都是自己多年來積累下的心得體會，編著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他人的成果綜合而成，其中個人貢獻出的學術含金量不同，分值的不同也就是理所應當的了。但你若細細地認真想一想，卻也未必盡然，眼前的這本《文學爭鳴檔案》即是一例。
這部《文學爭鳴檔案》歸入編著類應屬無疑，但其中所蘊含的編著者貢獻出的學術含金量及所應得的分值是否就低於專著卻是大可打個問號的。我們知道，中國的當代文學一度曾是中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風向標與感應器，近二十年來，也依然是中國各種社會思潮各種情感形態競相展示相互衝突的凝聚體或大舞台，其間文學觀念文學方法的變化可謂大矣。這種特性集中而又鮮明地體現在對當代文學作品的爭鳴之中，因之，《1949-1999文學爭鳴檔案》的編著，意義自非尋常，它猶如一扇窗口，又猶如一幅百分比縮小了的略圖，有助於我們於其中看到文學內部、外部的嬗變軌跡及時代的價值演化風雲變幻。
但是，說其是“窗口”“略圖”，是就其能比較忠實地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作品爭鳴史實而言的。在這五十年中，大大小小的文學作品爭鳴可謂多矣，哪些文學作品爭鳴可以入選，哪些文學作品爭鳴應予排出；哪些文學作品爭鳴需要詳加介紹，哪些文學作品爭鳴扼要評說即成；對入選的文學作品爭鳴又側重從哪個層麵、角度予以評介，這些，都決定了是否能比較忠實地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作品爭鳴的風貌、形態及其實質，而這無疑是對編著者史識能力的考驗，沒有相當的史識能力，是不能勝任這種編著工作的。這樣的編著，你很難說其貢獻出的學術含金量低於專著。
第二，論文與條目。在各類的學術評判工作中，論文的重要性、分值是遠遠高於各種類書中的條目的，這似乎也已經是定規了，一篇當代文學方麵的論文，在學術上的創見性，自然要高於譬如《文學爭鳴檔案》中一個條目的撰寫了，但細細認真窮究下來，卻也又是一個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