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作品的爭鳴，特別是一部重要作品的爭鳴，往往在爭鳴之時，爭鳴文章甚多，其後隨著時日的延續，又往往圍繞著這部作品，發生多次地爭論，在這樣的廣泛地多次地爭鳴中，文學方法、觀念的不同，對社會、人生的價值尺度的變遷等等，風雲際會，使得爭鳴有著極為豐富的時代、社會、思想、精神、學術的含金量。寫好這樣的一個作品爭鳴的條目，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需要撰寫者有著相當廣闊的學術眼光，有著深刻的史識，有著對作品研究現狀的確切的了解。撰寫者首先要能從大量的爭鳴文章中，慧眼識得那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並具有一種高度的概括能力：概括出爭鳴的各方，概括、提煉出各方代表性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核心觀點。其次，撰寫者要對爭鳴發生的背景有所了解，扼要說明爭鳴發生的表層及深層原因，社會原因及文學原因。再次，撰寫者還要扼要說明爭鳴的實質是什麼，是文學觀念的衝突呢，還是意識形態範疇中的價值差異等等，從而讓讀者對爭鳴的現狀、形態、實質有著真切、深刻的認識。這樣的條目撰寫的學術含金量是絲毫不亞於一篇當代文學的學術論文的。
第三，學術積累與學術創新。自然科學的學術創新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前行一步的，就是說，創新者不能事事從頭來，不能把前人取得成果的過程再重複一遍，而要在前人的已有成果上作新的突破。社會科學的學術創新不能與自然科學簡單等同，但自然科學學術創新的規則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創新也有著值得重視的借鑒意義，從而減少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複勞動與低效率產出，而這一點，在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是相當普遍的，這與社會科學研究不注重學術積累是有著密切關係的。就以這部《文學爭鳴檔案》而言，我以為就屬於一種學術積累工作，這一積累工作的好壞，對學術創新是有著直接的影響的。文學爭鳴檔案作得好，靠得住，就為從文學爭鳴中研究問題的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減少了低效率的重複勞動；文學爭鳴檔案作得不好，靠不住，想從文學爭鳴中研究問題的人，就得從頭來，而從頭來，勢必導致精力分配上的不足，從而影響學術創新的突破力。現行的學術評判機製，我以為是不利於學術積累工作的，學術積累工作的薄弱，勢必影響學術建設與學術創新。
沒有學術評判機製的保證，單單靠學者、學人的學術責任心，是不能保證與加強學術積累工作的。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在過去的“大鍋飯”時代，由於機製的不當，僅僅靠人的思想覺悟，生產是怎麼也不會像今天這樣飛速發展的。還是以《文學爭鳴檔案》作個例。這部大型編著，編著者們是下了大力氣的，是花費了大心血的，十年時間，三易其稿，對條目的取舍與撰寫都作了重大的刪改，確屬難得，實屬難得。從條目的選擇上，排除那些人力不可及的因素，可以說，是達到了忠實地再現五十年文學爭鳴史實的“窗口”“略圖”的目的了。但是，在具體的條目撰寫上，卻也存在著不平衡現象：有的條目的學術含金量確實不亞於一篇學術論文，有的條目則顯得比較淺陋，對今天該作品的爭鳴現狀研究進展知之不多，多引現行的教科書為證。不平衡現象還表現在，重要的條目與一般的條目在篇幅上區別不大。造成這種不平衡現象的原因我想有這樣兩個，一個是撰寫者不可能對自己所撰寫的如此大量的爭鳴作品都有著深刻全麵的了解；還有一個就是，撰寫者沒有拿出撰寫個人學術論文的精力來撰寫條目。我知道我說這樣的話是非常有失公道的，是非常傷人心的，是過於苛責而不盡情理的。我的本意是想強調，如果我們的學術評判機製能夠更科學一些，能夠重視一下學術積累工作，能夠重視一下學術積累與學術創新的關係，上述的不平衡是能夠避免的，從而也是有利於我們的學術建設的。
從女性獨白到兩性對話
女性文學及女性研究時下堪稱火爆。在文學創作界，從王安憶、鐵凝，到陳染、林白，再到衛慧、棉棉，從《長恨歌》、《廚房》到《上海寶貝》加《糖》，可謂風行一時，風頭正健。豈止巾幗不讓須眉，簡直在相較之下，給人以陰盛陽衰之感。相應地，在文學研究界，女性寫作，軀體寫作，是時下在文學研究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關鍵詞。隨手翻翻幾種主要的文學理論期刊，翻翻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專輯，幾乎期期都有對女性作家女性寫作的研究文章或研究專欄，且看目下態勢，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麵。那麼，如何看待女性文學的蓬勃興盛呢？女性文學研究又將何去何從呢？
大小媒體的種種炒作容易遮蔽人們的雙眼使人們不再去深究女性文學在今日蓬勃興盛的真正原因。我覺得，女性文學之所以在今天得以火爆，有幾個內在深層的原因頗值探討：
第一，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以社會——倫理為價值本位的社會，發展到極致，則是對生命的窒息與扼殺，於是，有了“五四”的“人的文學”的興起，有了對傳統文化“吃人”的控訴。這其中的一個根本位移，是從社會、倫理為價值本位轉入以人、生命為價值本位。但在這其中，有一個悖論即為了人、生命的解放，首先需要社會的變革，於是，1930年代之後，從社會變革與人的解放的緊張關係入手，社會革命、政治倫理再度取代人與生命而成為文學的主題。不論是對農民翻身的謳歌還是對“左”的路線的控訴，形態不一，實質相同，即使1980年代初人性、人道、異化之聲高揚之時，中心點依然是在對戕害人性的社會缺陷的揭示批判。如果我們考慮在既往的社會曆史中，男性往往以社會為人生本位、女性往往以人性為人生本位，那麼我們就會了然，何以在當今女性文學火爆之前，總是男性作家居於中心，扮演主角，而女性作家雖也時有耀眼之光，但最終處於從屬位置，邊緣地帶。